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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像，白宮的現任主人能夠在類似的情況下組織起這樣的句子。如果他能夠，恐怕也要讓他的聽眾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緊張了。電視文化中的人們需要一種對於視覺和聽覺都沒有過高要求的“平白語言”，有些時候甚至要透過法律規定這樣的語言。葛底斯堡演講對於今天的聽眾來說，恐怕近乎天書。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聽眾們對於辯論內容顯然有著充分的理解，包括歷史事件和複雜政治問題的知識。在奧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拋給林肯七個問題，如果聽眾不熟悉其中的背景，這些問題就失去了意義。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決2、道格拉斯和布坎南總統的爭吵、部分*派人士的不滿、廢除黑奴制度的綱領以及林肯關於“分裂的房子”1的著名演講。在後來回答道格拉斯的問題時，關於什麼是他“有責任”倡導的、什麼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作了非常微妙的區分。如果他不能確認聽眾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會作此嘗試的。最後，即使兩人都到了開始使用簡單吵架用語的地步（如對罵和攻擊對方），他們仍然不忘利用複雜的修辭手段——諷刺、似是而非的雋語、複雜的隱喻、細微的區別以及尋找對手的自相矛盾，所有這些都只有在聽眾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認為這些1858年的聽眾是理性行為的典範，那也大錯特錯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辯論都是在狂歡節般的氣氛中進行的，樂隊高聲演奏（雖然辯論時是停下來的），小販叫賣他們的商品，孩子們奔跑嬉鬧，大人們喝酒說笑。這些演講的場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場所，但這絲毫沒有降低演講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這些聽眾的社會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務已經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如溫思羅普·哈德孫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舉辦的野營*也把野餐和聽演講結合起來。2確實，大多數野營營地最初都是為了宗教目的而設立的——紐約的肖託誇夏季教育*、新澤西州的海洋樹林、密歇根州的海灣之景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的朱納路斯卡，但後來都被改為會議中心，用於教育和開發民智。換句話說，作為複雜論證的一種手段，語言在幾乎所有的公眾領域都是一種重要而常見的話語方式。

要了解那些聆聽林肯和道格拉斯辯論的聽眾，我們應該記住，這些人都是啟蒙運動者的孫子和孫女。他們是富蘭克林、傑弗遜、麥迪遜和湯姆·潘恩的後裔，是被亨利·斯蒂爾·康馬傑稱為“理性王國”的18世紀美國的繼承者。我們應該承認，在這些人中也有邊遠地區的居民，他們有的幾乎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有的是不會講英語的移民。我們也應該承認，到1858年，照片和電報的發明結束了理性王國的時代，但這樣的結果卻是一直到20世紀才明顯表現出來的。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辯論的時候，美國正處於其輝煌的文學創作的中期。1858年，艾德溫·馬卡姆1　6歲，馬克·吐溫23歲，艾米麗·狄更生2　28歲，惠特曼3和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4　39歲，梭羅5　41歲，麥爾維爾6　３９歲，惠蒂爾7和朗費羅8　51歲，霍桑9　和愛默生10分別是54歲和55歲，愛倫·坡11則已經辭世9年了。　。　想看書來

第四章　印刷機統治下的思想（3）

我選擇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作為本章的開頭，不僅因為他們是19世紀中葉政治話語的傑出典範，同時也因為他們充分證明了印刷術控制話語性質的力量。那時的演講者和聽眾都習慣於充滿書卷氣的演講。在那種喧鬧的社交場所，除了語言，演講者無所奉獻，聽眾無所期盼；而且，那種語言完全是書面語的風格。對於那些讀過林肯和道格拉斯辯論的讀者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道格拉斯在開始演講前作了下面這番介紹，很能代表他後來演講的風格：

女士們，先生們：我今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