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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兀�1981，第263頁。】 雖然體育比賽已經成為娛樂業的一個分支，但它內在的一些本質還是讓斯凱芬頓對政治的理解比里根的比喻更令人欣慰。不論在哪種體育比賽中，選手和觀眾對優秀的標準是有共識的，運動員的聲譽隨著距離這個標準的遠近而起伏。運動員優秀與否是無法輕易偽裝的，這意味著大衛·加思以。218的擊球率很難提升他作為外場手的形象，這也意味著用“誰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子網球運動員”作為一個民意測驗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民眾的意見和這個問題毫無關係，瑪蒂娜·納夫拉蒂洛娃的發球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們也許還注意到，比賽現場的觀眾通常都熟知比賽的規則以及每個動作的意義。在滿壘的情況下三擊不中而出局的擊球手，不可能讓觀眾相信他為他的球隊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即使像霍華德·科塞爾那樣誇誇其談、濫用詞語的人，也不會混淆擊球中和不中、得分和失分、發球得分和發球失誤之間的區別。如果政治真的像體育比賽，那麼它至少有這樣幾個優點：　一目瞭然、公正誠實、超越平凡。 如果羅納德·里根的比喻是正確的，那麼政治又會具備哪些優點呢？娛樂業並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悅觀眾，它的主要策略是運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娛樂業，那麼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瞭然、公正誠實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這樣。這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這另一碼事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廣告”。在喬·麥克吉尼斯關於1968年尼克松競選的著作《出賣總統》中，他對政治和廣告作了很多評論。但他還沒有窮盡政治和廣告的關係，雖然出賣總統是一種令人震驚的卑劣行為，但這還只是大背景下的一個部分：　在美國，電視廣告已經成為政治話語最本質的象徵。 電視廣告是人們使用電以後產生的最奇特、最無所不在的一種交流方式。一個40歲的美國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經觀看了超過100萬條的電視廣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張退休金支票前，還會看另外1萬條廣告。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推斷，電視廣告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人的思維習慣。當然，我們不難證明它也已經成為各種公眾話語結構的模式，但我這裡的目的是要證明它是怎樣毀滅政治話語的。為了更好地做到這一點，也許我們應該首先討論一下它對商業本身產生的作用。 透過以最凝練的方式集中展示娛樂業的各種形式——音樂、戲劇、影象、幽默和名人——電視廣告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了自《資本論》發表以來最猛烈的攻擊。為了理解其中的原由，我們應該記住，資本主義與科學和自由*一樣，是啟蒙運動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都相信，買賣雙方應該具有相當的成熟程度，瞭解足夠的資訊，然後理智地進行雙方互惠的交易，這些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如果貪慾是資本主義機車的燃料，那麼理性就應該是機車的司機。根據這個理論，市場中的競爭要求買者不僅要知道什麼產品對他來說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麼產品是好的。如果賣方生產了沒有價值的東西，那麼根據市場的規律，他就應該敗出。他們認為，買方的理性激勵競爭者成為贏家，並且敦促贏家不斷進步。在買方無法做出理性決定的情況下，法律就應該介入使交易無效，例如透過制定法律來禁止孩子簽訂合同。美國甚至有一項法律要求賣方如實介紹他們的產品，因為如果買方不能得到有關產品的真實資訊，他們做出理智決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損害。 當然，資本主義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爾和壟斷削弱了資本主義的理論，電視廣告則把它弄得一團糟。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任何要求，不論是商業的還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語言表達出來；更精確地說，是要用陳述的方式表達出來，因為這個話語世界正是我們判斷對錯的依據。如果我們丟棄了這個話語世界，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