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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被告知，這項工作是高風險高回報。我眼裡噙著淚水告訴門羅和麥肯齊，我認為這項工作是&ldo;高風險，沒有他媽的回報&rdo;。我說，這一切根本就不值得，並把我的資料夾猛摔到桌子上。吉姆&iddot;麥肯齊說，我的話也許有道理，不過他們是真心想幫我的。

當我去了總部，出現在專業責任處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棄權宣告書上簽字。維護正義在局外和局內是兩碼事。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物》雜誌往桌子上一扔。封面人物是傑基&iddot;奧納西斯。

&ldo;沒有人警告你不要這樣接受採訪嗎?&rdo;

沒有，我說，那次採訪是經過批准的。在那次會議上，我演講的是我們對系列殺人犯研究的概況，沒想到有人會提出韋恩&iddot;威廉斯一案。我做出回答時，措辭非常謹慎。記者要那樣去報導，我是無能為力的。

他們把我折騰了四個小時。我不得不寫下一份宣告，一項一項地列出報紙的報導和實際發生的情況。等我寫完了，他們卻什麼也不告訴我，我對會受到什麼處分更是一無所知。我的感覺是：我為局裡奉獻了那麼多，卻得不到應有的支援;我犧牲了那麼多東西，與家人離多聚少，而如今面臨的前景卻是：受到處分，一段時間不拿薪水卻要&ldo;上街辦案&rdo;，甚至完全丟掉飯碗。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我每天早晨簡直不想起床。

就在這時，我父親傑克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談到了他被&ldo;布魯克林鷹隊&rdo;解聘後的那一段日子。他也是感到很沮喪。他工作一直很努力，很出色，但是也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他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學會面對生活中的挫折，重新振作精神去迎接另一天的挑戰的。我把這封信放在公文包裡，隨身攜帶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這次風波過去了很久。

五個月後，專業責任處做出了處分我的決定，認定我在《人物》雜誌的文章刊出後已經接到了警告，不得對新聞界談論懸而未決的案件調查工作。處分書是由韋伯斯特局長本人簽發的。

儘管我無比惱火，卻無暇為此耿耿於懷，除非準備辭職不千。不管當時我對這個機構有什麼感想，這項工作本身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我的手頭仍有不少美國各地作案者正在活動的案子要辦理，而且韋恩&iddot;威廉斯一案的審理工作即將開始。是我繼續戰鬥的時候了。

在花了六天時間挑選陪審團成員之後，韋恩&iddot;威廉斯一案於1982年1月開庭審理。最後選定的陪審團成員為九女三男，以黑人為主。雖然我們認為威廉斯很可能是至少十二起兒童謀殺案的兇手，他受到審判的只有其中兩起謀殺案，即納撒尼爾&iddot;凱特和吉米&iddot;雷-佩恩被害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年輕男子都已年過二十。

出庭為威廉斯辯護的是來自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一個很有威望的法律辯護小組‐‐由吉姆&iddot;基欽斯和阿爾&iddot;賓德組成‐‐以及一位來自亞特蘭大的女律師瑪麗&iddot;韋爾科姆。原告方的幾位主要成員是富爾頓縣的地方檢察官助理戈登&iddot;米勒和傑克&iddot;馬拉德。鑑於我在此案調查階段所做的工作，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請我前往，在審理過程中給他們提供建議。在庭審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坐在原告席的正後方。

假如此案拿到今天來審理，我就能夠提供慣用手法、識別標誌和案件關聯性等方面的證據，如我在許多其他案件中所做的那樣。而且如果被判有罪，在服刑階段我還可以就被告將來具有的危險性提供專業意見。但是在1982年，我們的工作尚未得到法庭的認可，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