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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列強並未隨著斯蒂文生離開中國，而打消其侵奪中國鐵路修建權的企圖。1365年英商杖蘭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門外，鋪設了一條小鐵路，目的是開風氣，宣揚鐵路之利，以便減少阻力，達到侵奪路權的目的。此路不使用機車，是以人力推動的，但在當時仍引起轟動，當即被步軍統領&ldo;飭令拆卸&rdo;。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築淞滬鐵路之請，關道應寶時以&ldo;七不可&rdo;加以拒絕。

如果說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蘭德等外國商人以及鐵路建築師和洋行老闆等人，奔走在謀建中國鐵路的前列，那麼，60年代中期以後，歐美各國政府及其在華代理人，已從幕後走上前臺，直接策劃侵奪中國的鐵路修築權，或勸說清政府自行築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實權仍操於外人之手。這以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的《新議略論》為其開端的標幟。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總稅務司赫德向總理衙門呈遞《局外旁觀論》，次年3月5日，英公使館參贊在其公使阿禮國授意下向總署呈遞《新議略論》。兩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諸多方面的問題，其中關於鐵路修築問題，兩文認為這是清政府&ldo;應學應辦&rdo;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則說&ldo;做輪車以利人行&rdo;，對中外都有利益，再則說&ldo;各省開設鐵道飛線，……各國聞之無不欣悅&rdo;。因為在中國&ldo;添設鐵路和電報，……對於在華自由發展外國貿易具有重大意義&rdo;。正因如此，所以列強侵略者在1868年&ldo;修約&rdo;期屆之時，更加緊了活動，企圖將其攫取鐵路修建權的陰謀塞進&ldo;修約&rdo;條款之內。總理衙門奕忻預見及此，於1867年上奏清廷說：&ldo;明歲更議條約，彼必互相要結，強欲增入約內，……應若何先事規畫&rdo;，使其達不到目的，以社後患，飭&ldo;有地方之責者，請共商之。&rdo;接著各有關督撫大臣對此發表了見解。

其實，在此次之前，已經有過兩次討論。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請築滬蘇、淞滬鐵路和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修建一條小鐵路之時，總署曾飭沿江海各將軍督撫對洋人築鐵路之請，嚴加防範和峻拒並對此發表意見。總署認為，&ldo;山川險阻，皆中國扼要之區，如開設鐵路，洋人可以任便往來&rdo;，這與&ldo;盡東其畝&rdo;何異！蘇撫李鴻章說：&ldo;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rdo;，中國&ldo;斷不能允&rdo;。其他如贛撫沈葆楨、粵督毛鴻賓多從有傷民間廬墓、奪民生計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響社會治安等方面反對之。

第二次是清廷於1866年4月將《局外旁觀論》、《新議略論》飭下有關督撫和通商大臣&ldo;專折密奏&rdo;所引起的議論。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說：&ldo;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目下處以鎮靜，……徐圖善策。&rdo;湖廣總督官文說：&ldo;輪車電機等事，論者不一，其顯而易見者，則壟斷牟利也；其隱而難窺者，則包藏禍心也。&rdo;所謂&ldo;包藏禍心&rdo;，即以火車埔輪船之不足，以網盡中國之利權。江西巡撫劉坤一說：火車&ldo;益令彼之聲息易通，我之隘阻盡失&rdo;。有利於彼，不利於我是顯然的。&ldo;斷不可從其所請&rdo;。江督馬新貽頗有危機感地說：&ldo;輪車鐵路者，是欲廣通其路於中國也。以中國之中，而皆有該夷之兵，皆有該夷之民，皆為該夷任意往來之路。輪船所不能至，輪車皆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