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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法佔越南河內等地，有北窺滇、桂之勢，其中尤其是覬覦雲南銅礦，當局為了&ldo;抗鄰國無饜之請，裕邊方不匱之源&rdo;，採用兩條改革辦法：其一是集商資商辦，其二是用洋法開採。岑毓英說：&ldo;從前廠利豐旺，皆由三江、兩湖、川、廣富商大賈厚集資本，來滇開採。&rdo;他認為商辦優於官辦，商辦：&ldo;既免虧欠之弊，復省稽查 之勞，以簡馭繁，有利無害&rdo;，並強調&ldo;參用西法&rdo;，以&ldo;收事半功倍之效&rdo;。都察院御史張佩綸則說：在主張集殷商巨本&ldo;與官本相輔而行&rdo;之外，要特別強調購置洋機器、聘用洋技術人員，實行大舉。這得到清廷&ldo;不為無見&rdo;的肯定。

同年，道員胡家楨奉岑毓英之命，招商股，購洋機，聘洋匠，以礦苗最旺的東川、昭通二府為中心，成立&ldo;雲南東昭商銅局&rdo;於上海三馬路長樂裡。然而，招股並不順利，原擬招15萬兩，3年間僅得7萬餘兩，另有官帑11萬餘兩。《雲南銅礦局示》中就集股難的原因說：&ldo;雖由於市道式微，銀根阻塞；然多半尚因他省前辦各礦，鮮睹成效，以致遲疑畏阻。&rdo;這是從全面局勢說的。岑毓英認為，三年來&ldo;廠情之不旺，由於資本之難集；資本之難集，由於折耗之太甚。以致商民裹足不前。&rdo;這是從滇銅礦本身說的。二者均不無道理。

其實，雲南銅礦招商資用洋法開採仍不景氣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封建舊體制管理新式企業的矛盾所造成。19世紀80年代初的二、三年間，曾出現購買礦股的熱潮，1883年因受金融倒帳風潮影響，股票大幅度貶值，以礦股為尤甚。正在這時，雲南銅礦改為招集商股，其疲軟少人問津自不待言。但從企業本身說，有其主觀上的原因：（1）商本官辦不能取信於民。銅礦名為招商辦廠，實則由宮督理。這一點唐炯一針見血地說：&ldo;招商局設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騙，亦由前撫臣（指杜瑞聯‐‐引者注）創設五金局，強欲官理民財，其勢不能相信，以是來源日絀，辦理尤難。&rdo;所謂&ldo;官理民財&rdo;，就是利用民間資本達到官方目的的同義語，也就是與民爭利。唐炯本人如何呢？他在滇藩任內及繼任滇撫和督辦雲南礦務時，也僅具有所謂&ldo;非商股不能輔官本之不足&rdo;的思想而已，並沒有本質的改變。於是（2）就必然出現官方壟斷銅產品不準在市場流通的局面。1886年岑毓英奏明：&ldo;每年辦運京銅百萬斤，準一成通商，以次遞加，原冀歆動群情，不致畏難裹足&rdo;。然而情況並非如預期的有所改善，辦理結果是&ldo;所辦銅斤悉數歸官買&rdo;，並無餘銅通商。唐炯雖也看到必須&ldo;寬準通商&rdo;才能發揮商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積重難返無法做到。（3）銅產品不準投入市場專由官買，必然違反價值規律。唐炯奏稱：銅的開採，&ldo;無論漢、夷皆準開辦，但須報官，不準走私。所獲銅斤，悉赴下關呈繳領價，概由紳耆經手，亦不開支薪水。&rdo;這是由官紳來控制生產和流通全過程，以致所給每百斤&ldo;十兩三錢之價，民間僅敷工本&rdo;。這顯然有背價值法則，生產萎縮是意料中的事。（4）生產流通既由官控制就必然弊端百出，錢財流入私人腰包，《益聞錄》對此有一段記述：&ldo;雲南銅礦自經機器開採，出銅頗多。惟所用未得其人，每有潛入私襄，肆行吞蝕者，故經費支絀，旁觀者皆寒心。&rdo;

以上四條原因，從根本說是腐朽政府官辦和&ldo;官理民財&rdo;的鉗制所致。所以無論是官本官辦或1883年後招商承辦商本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