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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可能會招致德國人的憤怒而加強抵抗。這一答覆使挪威人大為不滿。1 在挪威被佔領的初期階段，瑞典紅十字會為幫助在德國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種種努力都遇到了簡直是無法克服的困難，因為這些努力不屬於1929 年7 月27 日日內瓦公約條款範圍之內，而德國人對這項公約是大體尊重的。因而，要對這些犯人提供任何幫助，就得完全取決於德國人的善意；瑞典紅十字會也試圖獲得關於政治犯的情況，但這一要求一開始就遭到了拒絕，其理由是：在德國監獄裡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習慣法的囚犯）。當德國在1942 年2 月1 日拒絕承認瑞典繼續代表挪威利益的權利時，瑞典為幫助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進一步遇到了障礙。2儘管如此，瑞典駐柏林公使館仍繼續為這些犯人進行努力，瑞典紅十字會和瑞典基督教青年會都向這些犯人寄去了裝有食品和醫藥用品等的包裹，紅十字會一直為此承擔著全部費用，直到名為&ldo;支援挪威&rdo;的組織接管了這件事為止。31943 年秋天，德國禁止投寄這類包裹，於是在1944 年夏天就有大約一萬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國其他適當的中心區，曲瑞典公使館在犯人中進行了分配。根據挪威白皮書所載，瑞典當局和瑞典公民繼續給了他們以最大的幫助，並竭盡全力，使個別犯人免遭處決或獲得釋放。&ldo;但是，&rdo;白皮書寫道，&ldo;當然，不論是挪威方面還是個別瑞典人對這些事情的奔走營救或主動幫助，其結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檔案中找到文獻證明的。&rdo;1 在德國集中營裡不僅挪威犯人，還有其他國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國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無需在本章里加以詳述。因為，在挪威白皮書中2以及貝193 納多特伯爵3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4的著作裡對此都已有過詳盡的論述。在貝納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紅十字會對德進行的艱難談判過程中，據說報界始終保持著一種令人欽佩的束制態度，避不做任何評論，以免可能因此觸怒德國人而使得談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難。1945 年5 月1 日，貝納多特伯爵從德國歸來能夠向政府和紅十字會匯報：已有一萬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婦女）獲得了營救。這些犯人大部分是屬於挪威或丹麥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國、波蘭、荷蘭、捷克、英國、美國，甚至阿根廷的公民。（二）瑞典對丹麥的援助在丹麥被德國佔領的初期，德國人把這個國家當作&ldo;希特勒的保護國的樣板&rdo;，因此，在那個時期，丹麥人並不象挪威人那樣迫切需要援助。可是，1 《挪威同瑞典的關係》，第3 卷，檔案第582 號。2 同上，第347 頁。3 見下文，原著第195 頁。1 《挪威同瑞典的關係》，第3 卷，第350 頁。2 同上書，檔案第547 號以下。3福爾克&iddot;貝納多特：《結論》（folke bernadotte：stet），斯德哥爾摩，諾爾斯特德，1945 年版。又見《克斯頓回憶錄》（thekersten -oirs），倫敦，哈欽森，1956 年版；以及瑞典外交部：《1945 年瑞典派遣到德國的救護隊》（1945 ars svenska hjalpexpedition till tyskland），斯德哥爾摩，諾爾斯特德，1956 年版。4斯文&iddot;弗呂克曼：《派往德國的紅十字會救護隊》（svenfryk-an：roda kors-expeditionen till tyskland）， 斯德哥爾摩，1946 年版；d a 塞普：&ldo;挪威學生是怎樣得救的&rdo;（da seip：&ldo;hvordo de norske studenter ble re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