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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施琅忠於清廷收復臺灣的時候，滿清的&ldo;異族&rdo;色彩已經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視為中國文化的正朔。按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中國的民族問題是教化問題，所謂&ldo;教化&rdo;是指文教化育，這是漢族和其他民族的關係。陳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詮釋民族問題，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關於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區別。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50頁。）在民族問題的血緣、地域和文化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於首位，無論其屬於什麼血統，也無論其居住於何處地域，皆以&ldo;教化&rdo;即文化，定其&ldo;民族&rdo;之屬性。歷史學家陳垣提出了&ldo;華化&rdo;論對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說明。他認為說歷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現象，所謂華化即中國文化同化現象。他具體定義華化之意義，在於&ldo;後天所獲，華人所獨者為斷&rdo;。華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異族接受中國內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習俗等。華化首先發生在中國漢人區內。&ldo;華文化&rdo;的中心地在中原，屬黃河文化，其對長江、珠江文化區浸潤與同化成功，形成中國文化的主幹。華文化的輻射還在繼續進行著，進一步影響周邊少數民族，使之納入中華文化區內。中國國疆版圖之形成，主要不依賴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ldo;近悅遠來&rdo;的自然結果。由此中國文化再越山涉海，向東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員遼闊的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在內的漢字儒學文化區，即現在所稱的東亞文化區。近現代中華民族的形成，雖然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為標誌，但這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依據，最根本的是在於文化決定了中國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時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符合儒家&ldo;內聖外王&rdo;的君主。中國歷代君主中享受聖祖廟號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年，殫精竭慮，勤於政事，用兵臨敵，無所畏懼，定三藩，統一臺灣，親徵格爾丹，進軍西藏，平日力戒驕奢，節用愛民，不尚虛文，力行實政，提倡程朱理學，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領清軍渡海東徵收復臺灣，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時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ldo;反清復明&rdo;的活動已衰微消歇，明遺民大多垂垂老矣。這相當於兩代人的時間。可以設想，時過境遷，儒家綱常倫理的依託已經從明朝轉為清朝。例如著名明遺民黃宗羲，甲申後，黃宗羲毀家紓難，組成義軍，魯王任命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又改任監察御史兼職方司主事。後為左僉都御史，又提升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懸榜緝拿黃宗羲。南明永曆政權覆亡，鄭成功東渡臺灣，黃宗羲則於後半生致力於講學、著述事業。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準備修《明史》，特開&ldo;博學鴻儒科&rdo;，以延攬人才。葉方藹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黃宗羲辭謝不能。康熙十八年，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被徵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71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ldo;以禮敦請&rdo;，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ldo;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rdo;這與反清復明時罵清廷為&ldo;夷狄&rdo;、為&ldo;虜酋&rdo;，已經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黃宗羲在寫給徐乾學的一封信中寫道：&ldo;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rdo;又說：&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