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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害關係的角度分析，同、光之際，清朝統治集團中已有一部分人不再視開放門戶為洪水猛獸。此時，主動開埠的政策雖未實施，但對外人增開口岸之請，已較少嚴拒。1876年，李鴻章與英人就滇案在煙臺談判，承諾開放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口岸對外通商，並允商訂滇緬邊界及通商章程。這在英國方面，雖系強權政治之表徵；在中國方面，半推半就，未嘗沒有無可無不可之心理在焉。在與英人談判期間，李氏在致朋僚的函稿中寫下了幾段引人注目的文字：&ldo;滇案及通商各事，將就議結，非多添口岸，無以餌英人。然添口通商，於中國利害參半，未為全失。&rdo;&ldo;中土門戶早已洞開，即添數口，利害各半。&rdo;&ldo;人皆震驚於添口之多，無論口岸非自我準添也，添十口與添一二口，利害輕重適均，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rdo;[5]

對於中國人來說，條約口岸並非僅有弊害，而是&ldo;利害參半&rdo;，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知。某種意義上，清末主動實施&ldo;門戶開放&rdo;，正是鑑於條約口岸的經驗教訓，趨其&ldo;利&rdo;而避其&ldo;害&rdo;的產物。

此外，清廷決定主動開放門戶，尚包括有外交因素的考量。近代中國所處國際環境惡劣，迫使清朝統治者謀求應付之道。在清廷的制夷之術中，最能與&ldo;門戶開放&rdo;建立直接聯絡的莫過於&ldo;以夷制夷&rdo;的外交手段。其中制御日本最為關鍵。由於《江華條約》的簽訂否定了中國與朝鮮之間既有的宗藩關係，日清關係日趨緊張。隨之而來的琉球之爭，使清政府感到&ldo;日本有吞噬朝鮮之心，泰西無滅絕人國之例&rdo;[6]，遂改變國防政策，開始了&ldo;以日本為假想之敵&rdo;參閱楊天宏《近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與李鴻章的海防戰略》，《中華文史論叢》第5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6-60頁。的海軍建設。與此同時，清政府調整對朝政策，勸其主動與各國通商，以牽制日本。到甲午戰前，清政府全面實施&ldo;以夷制夷&rdo;外交，或聯英制日，或聯俄製日，或聯美製日，或結盟一國牽制數國，或通好數國以抵抗一國。中國古代歷史上&ldo;合縱連橫&rdo;之外交，於焉重現。

&ldo;以夷制夷&rdo;包含了某種尋求國際&ldo;均勢&rdo;的思想於其間，主動開埠通商則可看作&ldo;均勢&rdo;思想的實際運用。鄭觀應就曾主張&ldo;大開門戶&rdo;，在邊境要地開設&ldo;萬國公共商場&rdo;，讓外國人在中國口岸&ldo;雜居&rdo;，&ldo;借彼合力，以保疆土&rdo;。[7]所謂&ldo;借彼合力&rdo;，實即利用列國&ldo;均勢&rdo;之意。他如盛宣懷所陳略仿土耳其國，&ldo;凡天下險要精華之地，皆為各國通商碼頭&rdo;，&ldo;請各國公同保護&rdo;[8]之法，亦有&ldo;均勢&rdo;思想體現其間。陳虯言及&ldo;均勢&rdo;思想時，曾以西國之事證其合理。他寫道：&ldo;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即警懼張惶。且必協力壓強護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貽患於鄰國也。&rdo;[9]

甲午戰後，內含&ldo;均勢&rdo;思想的&ldo;以夷制夷&rdo;方略逐漸演變發展為成熟的&ldo;門戶開放&rdo;外交政策。過去研究近代外交，以為&ldo;門戶開放&rdo;不過是美國人插足中國的一種手段，實則中國人自己也已醞釀並發展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