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1/4 頁)

我總是覺得下一代人孤陋寡聞，精神世界貧乏單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從沒見過，一些良家女子，本該最溫文爾雅的女學生怎樣一下子變成了殺人兇手。

據說卞校長不是被一個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裡不斷地打死的。加上她原來就有高血壓和心臟病。所以直到今天，沒有人對她的被打死負責。“文革”中千千萬萬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個沒有主語的奇怪字眼兒——迫害致死。我認為，這是到目前為止有關逃避法律的最偉大的文字創造。

想起來，當時我對卞校長的死並沒有感到太吃驚。還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園裡看到一個同年級的女生，剃光了頭髮，光著腳，手提帶著大銅釦的軍用皮帶的時候來得刺激。後來，我又見一群我的女同學，大約都是紅五類，把女附中的兩個特級教師綁在一起打。這兩個人為了獻身教育，終身未嫁。兩個老處女幾十年來相依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壞的學生。我看見這兩個人在女學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無人色。她們的細皮嫩肉很快開了花，鮮紅的血從蒼白的面板流出來的時候，我只覺得有點噁心和難以置信。兩個老處女中較年輕的一個叫張玉壽，她的嘴巴一張一合，像條快乾死的魚。又過了幾天，我又看見也許是同一群女學生，也許不是，把另一個副校長鬍玉濤的頭髮剪成陰陽頭，從頭到腳倒上一桶漿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長一直在和學生們分辯著，到底是革命幹部出身，她此時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教育責任，不像兩個老處女早就嚇破了膽。她因此捱了更多的打。經過了這一切，到了卞校長被打死的訊息傳來，我一點也不吃驚了。

說起來，這些曾經嘔心瀝血，現在飽受虐待的教育者們也不該太為被她們自己的學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來她們教過許多東西：從李時珍到牛頓，從達爾文到詹天佑。但她們從未告訴過我們，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是人的尊嚴和人的生命。在我們接受的人生觀教育裡，就算是依稀聽到過這種說法，實際上也都是作為一種陪襯，都是在蜻蜓點水地被肯定之後，又被鄭重地，不可質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寶貴，只是為了最後說明它們並不真的那麼寶貴，真正寶貴的東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業。我們這一代人，都會背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為小說主人公寫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寶貴的東西是生命，但是……”我們知道最浪漫的詩句也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句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著名詩句，在“文革”中被改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理想故，二者皆可拋”。其實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種理想。這種改變只是更直白，更從字面上接近我們人生觀教育的主題——革命。所以，在我們的意識深處，生命，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從來都不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它只有在與革命理想發生關係的過程中才能獲得附帶的意義。所以，當革命狂飆席捲一切的時候，失去生命不僅不會引起絲毫恐慌，反而成為最時髦，最有說服力的革命的來臨的象徵。所以，我的同學們（只因為她們是紅五類）做下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為已經不是紅五類了，才做了旁觀者）對此默默無言，並沒有因為這類流血而引起對“文革”的任何懷疑和警惕。誰不承認，革命的人生觀教育在“文革”中結下了豐碩的果實。

1966年從夏天到秋天，真是氣象萬千的季節。文化革命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驚心動魄的風景。除了我已經在上面仔細描繪過的學生打先生，而且要打死的事情之外，人們為了顯示自己對革命理想的忠誠，正爭先恐後地上演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戲劇。

這時候，受傷的爸爸一直住在醫院裡。我從未提出過去看他，也未向任何人打聽過他的情況。不僅如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