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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初登歷史舞臺所發生的角色轉換現象呢？那種傳統的貼標籤式的“階級分析”，對此一律冠以“知識分子的軟弱性、搖擺性、妥協性、不徹底性”；近些年則又有一種頗為時髦的說法，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缺乏獨立人格和自我意識”、“自我墮落”的表現。兩種看法，在方法論上是一樣的，都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缺乏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從內容方面說，前者實質上鼓吹，讀書是“四性”（軟弱性、搖擺性、妥協性、不徹底性）的根源。知識分子多讀了幾本書不僅無用，簡直就是罪惡。而後者把知識、文化與人格、自我意識等同起來，從而以人格和自我意識取代了知識與文化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一種否定知識與文化的思想表現。歷史舞臺上角色轉換現象的出現，有客觀條件的變化，主觀方面的適應性，以及是否具有及時調整主觀與客觀矛盾的個性品格等多方面的複雜因素。我以為，就知識分子這個社會群體而言，文化因素是至關重要的，離開文化因素談論這一歷史現象，就不能抓住知識分子的特點，從而進行中肯的分析。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前輩“士大夫”的不同之點在於，後者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又學習和吸收了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由於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產生於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民族傳統，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怎樣科學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怎樣正確的對待西方文化，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係並把兩者有機的融合起來，是十分艱難而又長期未能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這對剛剛產生的近代知識分子，就顯得尤其突出。思想家嚴復對這個問題有著切身的感受，他對這種感受做過如下表述：“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異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飢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災禍也，中國委無數，而西人恃人力”　。康有為、嚴復等人想“在中國的文明中尋找西方的進步理想，以便使歷史和價值相協調，使他們的中國與西方的真正普遍的歷史原理相協調”　，然而“康無法輕而易舉地把西方的解釋用於中國歷史”，成為“困惑的一代”　。可以這樣說，中西文化的矛盾與不調，成為剛剛走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難於擺脫悲劇命運的致命性弱點。

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在那裡？（1）

“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知識的領域裡佔統治地位

罷了。”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對於任何革命，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是民主主義革命，自由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號。”

——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

“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

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

——李大釗：《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法律只是約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言論若

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

絕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

——陳獨秀：《法律與言論自由》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探索為“國富民強”而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