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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知識和知識分子認識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狀態，使得他比較容易接受列寧和斯大林知識分子理論的消極方面，和以及後來形成的蘇聯文化模式。儘管他在實踐中也做過若干勇敢的探索，如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等，但始終未能擺脫蘇聯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統一的文化模式。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屬於本書範圍，這裡僅就文化模式問題做些分析。

表現之一：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文化現象。民主革命時期，黨的領袖們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句話概括中國文化問題。它充分表明文化問題並不等同於政治，更不是階級鬥爭的直接產物。文化現象是十分複雜的歷史的社會的現象，它具有民本性、包容性、多樣性等諸多特點。然而從列寧開始，由於激烈的革命鬥爭歷史環境決定，他著重從政治的視角，從階級鬥爭的視角，評論文化問題，提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種文化”水火不容的觀點，認為兩種思想文化的鬥爭，隨時可以由“批評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評”，“資產階級明天就會利用今天在近視的人們看來只是‘理論上的分歧’的東西，來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130。到斯大林時期，則把文化現象與###、路線鬥爭、黨內鬥爭緊緊聯在一起，他有一句著名的話：“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131。

文化現象“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這一觀點在中國風靡一時，成為領導人認識和處理文化問題的“座右銘”。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曾講過：“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文藝必須服從於政治132。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51年上演的電影《武訓傳》被上綱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汙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許多人“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1953年批判學者梁漱溟，毛澤東帶頭稱“梁漱溟反動透頂”，“是用筆桿子殺人”。1955年批判文化人胡風，則進一步定性為“反革命分子”，與胡風有關聯的人則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胡風本人被判14年徒刑，阿壠、賈桂芳等也被判12年徒刑。此案直到1980年才平反。中央有關部門指出：“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是一件“錯案錯判”。

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態度愈來愈“左”，到“文革”前夕，竟然得出社會主義越深入，知識分子越反動的理論結論：“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133。“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這一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表現之二：以專政的手段解決文化問題。

斯大林長期以來以肅反手段解決思想文化問題，禁止言論自由，並使言論自由者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肉體消滅。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雖然吸取了斯大林的某些教訓，如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文化政策上的“二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要以言定罪等等，但很快來個180°大轉彎，在反右鬥爭中，對“右派分子”就實行“以言定罪”，並創造出“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自我矛盾的政治概念。應當說，這些現象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黨和毛澤東主席始終堅持“以專政的手段解決文化問題”思想體系的必然結果。這些基本思想是：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7）

（1）知識分子的影響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