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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應於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精確規定的時限土月20日開始(實際上是於1月12日開始的，但是，關於這個問題，以後將要講到)。氣象預報幾乎排除了在第一天使用航空兵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計劃在沒有空中支援的情況下，以強大的炮兵集團和大量坦克實施突破。在登陸場，不僅集中了用於發展突破的坦克集團軍，而且還集中了大量直接支援步兵和在第一梯隊編成內參加戰鬥的坦克。

當然，這並非某種發明，以直接支援坦克充實步兵戰鬥隊形，是完全合乎規律的事，並經受了戰爭的多次檢驗。不但如此，在我們戰前的條令和教令中早有規定。但是，願望和可能，是兩碼事。過去有個時期，我們的步兵只能單靠炮兵的支援去進攻，根本沒有坦克；有時坦克不夠，因此，不得不在每種具體情況下，去決定如何使用坦克的問題‐‐是作為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使用，還是更集中地作為發展突破的突擊兵團使用。而現在又到了這種時候，由於我們的後方，我們的工人階級忘我頑強地工作，使我們有了足夠數量的坦克，既可用它充實步兵戰鬥隊形，又可將其作為強大突擊兵團(能向大戰役縱深發展突破的坦克集團軍和軍)使用。

在準備突破時，我們也很重視強大的炮兵突擊。為了周密地準備突破，方面軍首長、各集團軍司令員、軍長和師長，以及有關的炮兵司令員，對整個突破地段進行了周密勘察。我們方面軍首長，集團軍司令員，軍長、師長、團長，和炮兵及空軍一起，簡直是爬著察看了整個前沿，標出了主要衝擊目標。

在這裡，我不禁要說，我堅定地認為，有時不得不爬行著進行的這種現地勘察，絲毫也不與戰役學相矛盾。一些想提高戰役學地位的歷史學家認為，現地起草作業是下級指揮員的事，而不是戰役首長的事，而我則認為，現地的周密準備和隨後的理論設想在實踐中的實現，應很好地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我所描述的這次戰役正好是一個典型。

經過一系列周密的勘察以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認真地審查了炮兵進攻的整個計劃。一批卓越的炮兵軍官參加了會議，既有我們方面軍的炮兵，也有配屬給我們部隊的炮兵。他們中有這樣一些年高望重的將軍，如突破炮兵軍軍長П&iddot;&iddot;科羅利科夫和Л&iddot;n&iddot;茹霍夫，他們具有良好素養和豐富經驗，以及在多次進攻中得到鍛鍊的突破炮兵師師長В&iddot;Б&iddot;胡西德，c&iddot;c&iddot;沃爾肯施泰因，Д&iddot;&iddot;克拉斯諾庫茨基，В&iddot;n&iddot;科法諾夫等。

在回憶這次會議的時候，我自己都很驚奇，在一天的時間裡，我們竟能討論這麼多極為複雜的問題。其實，那時我們並不知道七小時工作日，如果按現在的工作日講，那麼，我們的會議實際上開了大約三天。

在計劃炮兵進攻的時候，我們儘量以強大火力不斷壓制敵防禦的整個戰術地幅，和實際上配置在18‐20公里縱深處的敵淺近戰役預備隊。在此之前，我們已蒐集到準確的偵察情報，敵人的整個防禦，事先經拍照，而那裡最近發生的變化，又立即作了標記。簡單地講，在敵人佔領的區域內，我們劃定了一個縱深為18‐20公里的區域，作為全部炮兵對敵壓制區域。

為了可靠地壓制某個區域，需要多少發某種口徑的炮彈，我們有個計算，但我不想以此麻煩讀者。所有這些，我們是完全根據炮兵的深奧道理計算的，無疑，後來德寇在這方面是吃夠了苦頭的。

但是，會議就是會議，它好像提出了計劃的一個總的輪廓。然而，該計劃還要傳達到最下面，直至團炮兵群。我們沒有放過研究所有細節，我們認為、既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