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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河西走廊之行的感觸。

另外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不管是西路軍還是馬家軍，他們每個人的命運與歸宿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沒有一個跟自己的願望是一致的。

有關西路軍的史料和作品已經很多了，怎麼能脫開千篇一律地在小說電影中看過千百遍的那種沖衝殺殺？怎麼能超越紅軍好，馬家軍壞，馬家軍殘暴，紅軍遭難受辱的盡人皆知的一般的簡單的是非判斷？怎麼改變幾個貫穿人物像幾根線扭成一股繩那樣的結構，來包容幾萬人（敵我雙方）的各自不同的命運呢？怎麼能把事件的總體，把歷史、社會、人生、道德、文化、物象、色彩的總體，總括在一部作品之中？我努力拓展審美視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層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靈窺探。

藝術不像物品，是不能重複的，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面臨著另闢溪徑的艱辛，也冒著失敗的風險。

這部作品的樣式並不是銳意求新的結果，而是內容決定了形式。至於成敗得失，孩子已經生下來，是美是醜只能由廣大讀者和評論家去評頭論足了。

說到這裡我想感嘆幾句，我在執筆過程中，老是這樣想：

凡是跟紅西路軍有關的人‐‐西路軍自身二萬一千八百人也好，六萬多馬家軍官兵也好，當地各民族居民也好，不管是健在的或是離開了人世的也好。他們都是炎黃子孫，都有偉大的，渺小的；正確的，錯誤的；高尚的，卑劣的；清醒的，盲目的；幸運的，倒黴的；正義的，邪惡的；兇殘的，人道的；也好也壞不好不壞的。他們帶著各自的滿足和遺憾，帶著得意和委屈，帶著怨恨和自責，帶著欣慰與痛苦，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歷史深處走去，留下沉重的思索和無窮的哲理。

成功也罷，失敗也罷，凡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對後人都有同等的價值。

有的貪天之功，有的代人受過，唯有歷史誠實公正。正像古人所言：&ldo;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rdo;&ldo;怒不過奪，喜不過予。&rdo;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要錦上添花，也不要落井下石。沒有的不要硬加，已有的不要抹去。不要迎合一時所需失去永久的誠實，也不要翻燒餅式地今天捧煞明天打煞。對事業，要拚搏，對於人，要祥和，要實事求是，不要在歷史恥辱柱上留下罵名。

對於形式，我認為可以不拘形式。一般衣服的鈕扣都在胸前，也不妨把鈕扣放在背後；一般繪畫，側麵人只能看到半邊臉，有時也可把那半邊扳過來給人看。

對稱和不對稱，自然景觀的缺陷和人工雕琢的完整，極美和極醜，大概是辯證的，審美情趣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案頭不擺天女散花，卻擺一個鞋兒破帽兒破的醜濟公。

七

問：

正如你上面所說，小說既寫了馬家軍殘暴的一面，也寫了馬家軍計程車兵多數是良家子弟，也有的反對殺俘，還救援瀕臨死亡的女紅軍；既寫了馬家軍打紅軍的一面，又寫了馬家軍也打國民黨馮玉祥、孫殿英，也打日本侵略者，甚至是抗日戰場上的英雄。這是不是從利於民族團結來考慮的？

答：

有這種因素，但不完全是如此，現實生活要實事求是，歷史就更應如此，只講一面理的歷史是片面的歷史。正像我們寫抗戰史不能迴避國民黨淞滬抗戰和臺兒莊血戰一樣，應該尊重歷史，應該有起碼的誠實。

我們共產黨人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胸懷應該是廣闊的，坦誠的，不應有農民式的狹隘心理。不敢正視歷史真實，是虛弱的表現，寫出歷史的複雜性，才能給人以智慧以哲理性的啟迪，這是符合兩點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

任何過分的溢美和醜化都是對歷史的褻瀆，都是對後人的欺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