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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ldo;最高三人團&rdo;都負有責任，儘管程度略有不同。他們必須在反敗為勝的情況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許和期望勝利的意願相反，後面的征程會比目前更糟！

從八一南昌起義失敗的遠徵中，周恩來很容易看到這次遠徵的危險。本來，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險灘和暗礁！要越過這些艱難險阻，達到勝利的彼岸，這就要求這支部隊的全體指戰員，去完成看來難以完成的任務，去承受難以想像的犧牲，使人類的求解放求生存在慾望發揮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歷史上有多少脫離後方的遠徵是勝利的？不可一世的風雲英傑拿破崙1812年的遠徵莫斯科，失敗得多慘？

那麼，在&ldo;最高三人團&rdo;中，誰能夠統帥這支大軍走向勝利？在周恩來看來，博古是無能為力的，即使是一個小的戰鬥決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麼，李德行不行呢？顯然也不行，他雖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雖然有街壘戰的實踐經驗，也有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得到的軍事理論和知識。但卻缺乏駕馭大兵團作戰的把握全域性的那種能力。

廣昌戰役，李德的內在的眼力就失靈了。他那種認識事物的程式的連貫性被四個因素破壞了：一個來自敵方，一個來自國際，一個來自內部，一個來自自己。

將帥五德：&ldo;智慧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rdo;誰能具備這些德能？誰在歷次戰役中，顯露過過人的才智與膽魄？

周恩來的審視的目光落在了毛澤東身上，他了解他。

資水河邊傳來歡快的歌聲。這是宣傳鼓動隊在教唱：

我們人人心中有一團火，

要把紅旗插遍全中國；

我們的勝利有把握，

殺敵立功莫錯過：

突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

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

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周恩來心頭湧起一陣酸楚。

在紅軍的中高層幹部中，這些歡快的歌聲並沒有引起心靈的振奮，而是血戰後的思考：這種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來這樣，從失敗的根本原因和未來的更換統帥上著眼的人並不很多，這樣想的無非是中央隊裡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來一樣，是來自對毛澤東的瞭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則是來自毛澤東直接對他們的影響。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卻注視著這次嚴重挫折的客觀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後果。

失敗的直接原因並不難找，那就是後人所說的那頂沉重的轎子。

&ldo;兵貴神速&rdo;，這是班排連長都懂得的起碼的軍事常識。西征路上集中了紅軍所有的精英：戰略家、軍事家、謀略家，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德到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葉劍英，怎麼沒有能夠防患於未然？

也許後人會說：那是當時的&ldo;左&rdo;傾路線的執行者們拒不聽從正確的意見。

那麼，當時轎子是怎麼抬起來的？是誰讓抬起來的？誰提過不能抬轎子的意見？誰拒絕這個意見而一定要抬轎子？抬轎子或不抬轎子在這樣一個軍事行為上，就一定體現了執行左傾右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線嗎？今天打了勝仗歸之於正確路線，若是明天又打了個敗仗呢？是不是把路線鬥爭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敗仗都是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結果。那麼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在1933年春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又相繼粉碎了川軍20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多人，紅軍發展到8萬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ldo;左&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