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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是這樣評價真理的：&ldo;真理就是具備這樣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擊它，你的攻擊就愈加充實了它和證明瞭它。&rdo;

真理是靠駁不倒而生輝，絕不是靠不準反駁而存在！對於爭鳴，我只能說一句：千萬不要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包括作者在內的任何個人的意見，見仁見智，都是一家之言。

（四）

問：《湘江之戰》正像《皖南事變》一樣，也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大悲劇。至今，有的人對寫悲劇持不同看法，您是不是就這方面談談想法。

答：關於悲劇，我無法無力、也無意從文學理論加以闡述，只能說點感想。悲劇歷來是文學的上乘；苦難，是人類品格的試金石，&ldo;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rdo;，把人投擲在苦難的煉獄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諦和心靈狂飆閃電的壯觀。悲劇把人生善惡崇高卑劣推到極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歷史教訓是無可比擬的。不承認有悲劇，才是極大的悲劇，必然導致悲劇的不斷重演。

在人類社會古往令來的大舞臺上，只要微微拉開帷幕，便可以看見崇高的生活中蘊積著人生的悲劇性質。在寫《湘江之戰》的過程中，我的心情是多麼沉重，黯然地去回想去描述黨內一次接一次無休止的鬥爭。&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的作法一次接一次地向後延續，痛苦籠罩著那些在激烈鬥爭的磨盤中研磨的人們。我簡直想像不出他們有多少痛苦，他們今天整別人明天又被別人整，也不知道他們製造了別人的痛苦還是別人製造了他們的痛苦。我是那樣強烈地感觸到他們靈魂的顫抖和呼號！他們在信仰和生活的強有力的感召下，才從痛傷欲絕中重新站了起來，重新投入新的戰鬥！

蘇聯作家對我說，他們寫悲劇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我想，是有道理的。因此，憂患意識應該是積極的，麻木者必然沉淪。日本的寺田寅彥在他的《隨筆集》中說過一句話：&ldo;災難是在你忘了它的時候降臨的！&ldo;我們往往不願回想過去的悲劇式的苦難，總是喜歡講成功，講勝利，講光明，講偉大，講英明講正確，講無比優越，在這種一切大好不是小好的自我迷醉中，舊的悲劇不斷地重複，新的弊端不斷滋生。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總愛遺忘。

悲劇可以起震聾發聵的作用，使人深省，以作前車之鑑，&ldo;治疾及其未篤，防患貴其未深。&rdo;國外的許多學者文學家對悲劇的看法是不盡相同的。

美國戲劇家尤金&iddot;奧尼爾說：

&ldo;認為悲劇就是不幸，那完全是現代人的看法，古希臘人和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就比我們懂得更多些他們感到了悲劇給人帶來的巨大鼓舞。悲劇能夠在精神上激勵他們，使他們更加深刻地瞭解生活，透過悲劇，他們擺脫了日常生活中的無謂的操心，他們看到悲劇使他們生活變得高尚。……&rdo;他又說，&ldo;悲劇並非我們土地上生長的嗎？不，我們本身就是悲劇，是已經寫和尚未寫成的悲劇中最令人震驚的悲劇。&rdo;

對於寫悲劇，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的。因為悲劇多為揭示生活中的陰暗面和失誤，蘇聯老作家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就曾打入冷宮20年。作家稱蘇聯的30年代，&ldo;那是一個有偉大建樹的時期，但也是一個充滿巨大悲劇的時期，是兼有高度的熱情和可怕的悲劇的時期。&rdo;

這種看法，和我們國家的情況，頗多相似。

任何真正有生命的作品，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把歷史教訓帶進現實與未來，這正是一種強烈的現實感之真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