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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又找了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比如她來日本多久啦，哪裡人啊之類的。她的回答總是簡短到乾澀。

「我是福建人。」她把車停下，說，「我們到了。」陳果跳下車和看門的老人說話。而我則盯著門牌發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這門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漢字，日文裡許多漢字的含義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紙」的意思是「信」，但這幾個字，就算全不通日語的人，也不會搞錯含義。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緊張的災區，仍能為我安排房間，原來不是x機構出了國門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個難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對此倒是真無所謂。一個居所而已，當記者這麼多年，再艱苦的條件都經歷過。陳果把車開到院內停好，我們剛下車，一個中年人就小跑著過來。他給我們兩個遞了名片，是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長，叫山下雄治。他帶我們大概走了一圈，說希望我這個來自中國的記者能住得習慣，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說這裡看起來很舒服，只希望護士醫生都能認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區別對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說一定。當然，這些都是由陳果翻譯的。

這裡的環境的確不錯，分成好幾個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據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開居住的。山下把我們領到一個由兩幢直角相連的二層樓房組成的院落，我的住處在一樓。我們跟著他走進去，穿過一個有許多人的大廳——我想那都是病人。他們有男有女，穿著便服，或坐著看書，或來回走動，或兩三人聊天，見我們穿堂而過，也並不盯著看，和正常人無異。穿著白服的醫生則就在旁邊看著，神態也都很放鬆。

「不要擔心。」山下說，「這裡住著的病人，都是恢復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應該不會打擾到你。」

房間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單人床、床頭櫃、寫字檯和衣櫥之後，還有不少空間，比國內的類似病房要寬敞許多，還帶了個衛生間。原本是有網路的，但現在網都斷了，不知什麼時候恢復。如果我需要把稿件傳回國內，可以去山下的辦公室列印出來，然後發傳真。打電話則稍方便些，每一幢樓都會保證有一部電話是暢通的，這幢樓的電話在入口處服務臺。當然也可以打手機，但訊號很糟糕，時時會斷，因為附近的基站還處於半癱瘓狀態，大多數則還停著電。陳果說宮城那邊情況更差。

山下交代過基本情況就離開了，陳果問我接下來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採訪，還是等明天。現在還沒到五點鐘，從記者的角度出發，我當然是該抓緊時間立刻出門採訪，但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讓陳果先回去，明天一早來接我。

這不是我要偷懶，而是在這種通訊不暢的環境下，我該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等待梁應物找上門來。

只要我今天不出門，晚上十點之前，必然會有他的訊息。要我猜的話，他會直接登門。

陳果走後，我跑去大廳坐了會兒，包括一個五六十歲大嬸在內的幾個人試著和我說話，見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開了。快六點的時候，這些人紛紛回房去，一個留著絡腮鬍子的矮個男人經過我時，向我點點頭，用標準的普通話對我說了聲「你好」。在我吃驚的時候，他已經自顧自地走掉了。

回了房，六點三十分，有人敲門。我跑去把門開啟，卻是送飯來的護士小姐。託盤上是份牛肉燴飯，超級香。護士小姐說了好長一段，滿臉抱歉，我勉強聽懂個大概，說因為核輻射的原因，這些天都不會有魚，蔬菜也非常緊張。我說沒關係，有肉就行了，這是真心話。

七點三十分，護士小姐來把餐具收走，然後一直到十點，並沒有其他人來。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我心裡的篤定慢慢消失，電腦裡的那些照片早已翻來覆去地看了許多遍，再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