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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當王陽明的弟子們要感謝他時，王陽明又給這群弟子們出了個難題：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離開廣西回浙江了。

桂萼興奮得一跳三丈高，叫囂道：“如果再不懲治王陽明，國法何在？！”

王陽明的弟子們大為懊惱，他們遠在京城，恐怕永遠都不知道此時王陽明老師面臨的境況。王陽明不能不離開，他已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有一點值得補充，王陽明不能來京，表面上看，楊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禍首，實際上他們只是推波助瀾，真正的問題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開始時想要王陽明來京，那是因為他有大麻煩，楊廷和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但他在“大禮議”中勝出後，他很快就擺正了自己的立場：王陽明不能來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個自以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識分子，他年輕時曾受過儒家專業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歡經常推出自己的思想，當然，他的思想還是在朱熹理學中打轉轉。在身邊一群擅長阿諛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斷定自己哲學的造詣已深厚到難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寫下了哲學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為“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間天書。朱厚熜馬上揚揚得意地讓工部建敬一亭，並命令翰林院摹刻於北京和南京的各個學院以及地方學院的校門前。兩年後，當王陽明在廣西等待他的召喚時，敬一亭建成了，群臣爭相祝賀，朱厚熜沾沾自喜卻還是裝出少有的謙虛說：“我也只是學有粗得，但這卻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學，非比尋常。”

實際上，他的所悟是照著朱熹畫瓢。他既然畫瓢，當然絕不能容忍別人居然能製造瓢。王陽明的心學就是王陽明自己製造出來的瓢，朱厚熜對王陽明顯然有羨慕嫉妒恨的情結。他不但嫉妒王陽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學有牴觸的學說。1529年農曆三月，有臣子獻上《大學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說：“朱老夫子的東西你都敢疑，給我燒了。”

有這樣的皇帝，自得之學的王陽明心學顯然不會受到禮遇，連帶著王陽明也就不會受到朱厚熜的青睞。

這是王陽明的不幸，也是整個中國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大概是1528年農曆十月末離開廣西的，一路走得異常緩慢。有兩個原因：其一，他的身體狀況實在不能適應遠途勞頓；其二，他還是抱著一絲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關心和許可他退休的命令。遺憾的是，當他已進入江西地界時，還是什麼都沒有來。

在王陽明人生最後也是最寶貴的時光裡，他仍不忘諄諄告誡弟子們要好好“致良知”。他強撐著病體給他的弟子聶文蔚寫信，申明“事上磨鍊”的真諦。他說：“人做學問，一生也只是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從早到晚，不管有事無事，也只是做這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謂‘事上練’也不過就是‘致良知’，但這裡有個訣竅，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記你時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長。致良知是個循序漸進的生命過程，要一步一步來。偉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必須要遵循下面的原則：事情來的時候，盡我的良知應付。沒有事情來的時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時刻想著致良知就對了。”這就是古典儒家所謂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會不停地有事，而這個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鍊，並不一定非要沒事找事，當你靜坐並光明你的良知時，這也是事上磨鍊。

他又給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們寫信，信中總是在追問弟子們的學業是否有進展，同時談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說很擔心他。他苦笑了一下，當他到達江西梅嶺時，世間所有的一切都變得模糊起來。王陽明意識到這不是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