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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侍奉皇帝到皇極門，然後叩頭退下。臨行時他向萬曆致以慰問，萬曆答稱：“先生勞苦。”這時候首輔固然既飢且渴，極度疲憊，但相形之下皇爺則更為勞累，他還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爾後還要參見慈聖太后。

萬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驅使，還是出於維繫人心？恐怕連皇帝本人也難以解釋清楚。但有一點不能忽視，當一個人處於困境之時，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極為渺茫，他也要把它當作精神上的支柱與寄託。皇帝躬親求雨，不論是出於何種動機，這種虔誠的態度和奮進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對一切尚未絕望。希望源於失望之中。他的掙扎、他的自責，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訓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們的封建王朝一向認為精神力量超過客觀實際，那麼，這次求雨即是作為皇帝克盡厥職的最高表現。

在萬曆祈雨不到一個月的6月25日，一場甘霖突降人間。最初是雨中帶雹，旋即轉為驟雨，雨勢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方才停歇。萬曆當仁不讓地接受了百官朝賀。他由衷地感到驕傲與自豪。在以後的若干年內，即是他再想做出這樣激動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國本之爭

在中華帝國，一個註定要當皇帝的小孩子生下來後，便不是被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個神奉養起來。他一旦登上寶座，便成為權力的象徵，神的化身。他擁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於同一原因，他又成為整個帝國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受到嚴格的限制，以便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行為準則和榜樣。為此，朱翊鈞的母親常常在他睡眼朦朧時催他去舉行早朝，張居正要他讀那些枯燥無味的書，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規範去勸諫他。麻煩的是他也是一個“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樣有七情六慾。因此，當他臨朝重複地看著臣下做著早已爛熟的動作，朝他日復一日地跪拜行禮時，當他退朝以後只能冷冰冰地廝混於六宮佳麗之中，看著他早已習慣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時，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虛便可以想見了。尤其是，像他這樣一個面對邊疆危機四伏、朝政日益腐敗而又無能為力的王朝後代，有什麼辦法能夠寄託他的感情呢？

無論當朝和後人對鄭貴妃作何評價，但她的聰明機靈、善解人意卻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這個悽壯的祭壇，那麼這個祭壇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會教她必須傾盡生命的本能與才華，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儘可能地獲取上蒼的恩寵，除此別無選擇。但是，這個帝國制度卻容不得她對命運的把握和抗爭。1586年，鄭貴妃生下兒子常洵。由於萬曆對王恭妃和鄭貴妃的待遇不同，長達幾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此揭開了帷幕。

鄭貴妃對於生下常洵後被萬曆冊封為“皇貴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認為以她和皇上的親密關係，獲得這一榮譽並不過分。冊封之前，萬曆要預先公佈禮儀以便有關衙門作必要準備。訊息傳來，就有一位老臣提出異議：“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鄭貴妃僅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為誰，史書無記載）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這一異議雖然引起萬曆的一時不快，但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冊封典禮竟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的導火索，導致了此後數十年皇帝與臣僚的互相對立，而且涉及到整個帝國的安危。

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的儀式是極其隆重的。首輔申時行和定國公徐文璧，在身穿龍袍正襟危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