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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派人來重造魚鱗冊與黃冊，可不是為了收大傢伙兒的稅，而是朕想知道，到底還有多少百姓沒有土地！因為，朕收回了燕雲十六州，那麼多的土地，總得有人去種才是！」

瞧了瞧臺下神情各異的百姓，趙桓深吸了一口氣，又接著說道：「願意去的，給地！給牛！給農具！給種子！給錢！不願意去的，不強求！」

……

有了胡文山和史莊庸的例子在前，尤其是某些士紳直接被全家發配奉聖州之後，接下來的事情就變得順利無比，重新調過來的御史不僅在城中反覆宣讀了重造魚鱗黃冊的告示，還讓熟悉當地情況的衙役們帶著，跟莊成益一起深入到每一個村子裡面去宣讀告示，統計田畝和丁口數。

直到這個時候，趙桓才徹底的認識到自己當初想著不管民間土地兼併的想法到底有多可笑，也徹底認識到大宋的田制究竟有多混亂——或者說，大宋根本就沒有田制！

「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已成俗」、「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千年田換八百主」、「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

基本上就是有錢有勢就能隨便兼併土地，朝廷根本就不會過問。而更讓趙桓感覺服氣的是隨意買賣土地不止體現在民間，甚至連大宋的朝廷也是這麼玩的：

「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益？」、「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

沒錯，朝廷開荒要好處，得跟民間地主收佃戶的租子一樣收租，要不然朝堂上的大佬們就會因為沒有好處而反對。

更有甚者，神宗熙寧七年時的大宋全國墾田共有四百四十五萬餘頃，而當時共有各種官田四十四萬七千餘頃，僅佔十分之一，到王安石變法，因推行出賣官田政策，官田所佔比例甚至直接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頻繁的土地交易帶來的是大量的資金流動，就像那個一泡狗屎創造了一千萬gdp的笑話一樣。而地方的官府卻在大量的資金流動中收稅收到手軟。

但是！

官府手中沒有足夠的官田，就沒辦法掌握土地的定價權，甚至還會失去對於土地分配的話語權。

而任何一個王朝，只要不是遭遇特大規模的天災或戰爭、瘟疫之類的，人口在建國初期都會經歷一個爆發期，然後再慢慢的進入平緩期。

當官府失去了土地的定價權和分配權之後，慢慢成年的新增丁口就會面臨著分不到田地的局面，對於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古代社會來說，這就是一種隱患。

大宋頻繁到一年兩次的造反，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造成的，因為百姓活不下去就只能想著殺官造反受招安，而大宋的朝廷也樂得收編那些叛軍去當炮灰送死。兩者之間甚至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平衡。

這很不對勁。

雖然說一時收稅一時爽，一直收稅一直爽，可是如果這稅是拿著大宋的未來去透支，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

官老爺們自然無所謂，無論換誰來當皇帝都需要他們來治國，哪怕待遇差了一些，哪怕是想當奴才而不可得，可那終究還是官。

但是對於趙桓來說，換個人來當皇帝，基本上就意味著自己得狗帶。

那不行，狗帶是不可能狗帶的，現在正是趁機踩金國和西夏的最好時機，後面還能把全世界都踩一遍。

正所謂一直踩人一直爽，自己勉強當著這個皇帝，然後一直去踩人，他不舒坦？

但是涉及到田制這兩個字，就絕對不是趙桓說一句田制要改就能解決掉的。

畢竟，要想改田制，就必須面對一個怎麼樣兒也繞不過去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