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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從那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這段話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關胡適治學方法的思想資源，都未必得自杜威。而且那年夏天的發憤，其實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說的受康乃爾大學新唯心學派攻擊杜威的影響，更多可能是因為那時要轉學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惡補，正如初到上海用功於英文算學和初到北大後猛攻太炎學說一樣。那麼，在此之前，他又受什麼樣的影響呢？特別是，如果胡適確實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學方面受的是什麼影響呢？

夏道平先生是認為胡適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個。他曾據胡適在40年代後期寫的一篇短文《自由主義是什麼？》，判定「胡適的自由主義是歐陸型的，沒有美國型的特異色彩」。連美國型都不是，當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關於胡適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後面還要專論。我的看法，在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一點上，胡適的確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節主要討論學術方法，這就不詳述了。然而，以一種簡單明快的讀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斷，是缺乏說服力的。要考察胡適服膺的是何種自由主義，自不能僅看其專論自由主義的一篇文章，而應看胡適的所有相關文章和其所作所為，因為胡適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字，只有將此大文字認真考察之後，才可以下結論。吳森先生是專治哲學的，他也認為胡適沒有讀通杜威，其所論證並非全無依據。[49]不過有些關於杜威哲學思想的理解詮釋問題，似不宜以近年的後見之明來質之前人。如果我們非常簡略地回顧一下杜威的實用主義何以在美國興起，也許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19世紀末的美國還在理想主義的流風所被之下。美國理想主義因與清教的聯絡，特別講究理論框框和詞句的緊密結構，到19、20世紀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負，很像中國理學在王陽明之前的狀況。這是實用主義得以成為顯學的大背景。但由於詹姆士較重個人主義，又不喜任何系統的概念，更特別強調自由意志，這些均對實用主義通行有所妨礙，實用主義在他手裡並不盛行。只是到了杜威手裡，實用主義的社會含義和工具性才凸顯出來。實用主義一旦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將理論研討轉向具體的問題，對此杜威有非常親切的表述。他認為討論什麼「國家」與「個人」這樣的抽象詞語起不了發現和解決問題的工具作用。杜威說：

如果我們討論什麼［抽象的］國家和個人，而不是討論這個或那個政治組織及這個或那個貧困受苦的人，則其意旨不過是將普遍概念的魅力和聲威及其意義和價值凌駕於具體情景之上，因而就掩蓋了具體情景的不足，也就隱去了認真改革的需要。

這樣反空洞理論研究的話在美國人已感覺理論框框重負的情況下所說，對時人來說真有如釋重負、大獲解放之感，自然備受歡迎。當時即有人說：「我們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50]這麼多年來，胡適是不多的讀懂了杜威的工具主義對實用主義以至整個美國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國人。他敏銳地認識到詹姆士的哲學「終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戰，將實用主義工具化和簡單化，也就是胡適所引用並強調的：把哲學的物件從「哲學家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51]這不也正是胡適一生努力之所在嗎！僅此一點，胡適已夠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胡適也是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不過與當年的美國人角度不同而已。他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與杜威思想有許多共通處：他先已在尋找一種「致用哲學」；杜威不喜歡有組織的宗教，胡適說杜是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