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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許多論述，都本餘英時師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和《〈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兩文（收在《年譜長編》第1冊篇首，第1—74頁），凡正文中已提到是餘先生的觀點，不再注出。

[2] 《口述自傳》，第77頁注4。

[3] 胡適：《非留學篇》；胡適日記，1912年12月1日。

[4] 章太炎：《對重慶學界演說》，《歷史知識》1984年第1期，第44頁；張之洞語已引在餘先生文中；章太炎：《救學弊論》，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79，第759頁。

[5]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79頁。

[6] 參閱1919年4月21日《時事新報》所刊朱謙之《新舊之相反相成》，轉引自《吳虞日記》上冊，第462頁。朱氏通篇所論，當時有新思想者皆治諸子學者。

[7] 關於康、章對儒學的衝擊，參閱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8] 參見羅志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新史學》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第72—88頁。

[9] 《魯迅景宋通訊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1—22頁。

[10] 《嚴復致熊純如》（1912年4月19日），《嚴復集》第2冊，第605頁。

[11] 本段與下段，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胡適文存》卷四，第151—164頁。

[12]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年9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229—230頁。

[13] 胡適：《論國故學》，《胡適文存》卷二，第286頁。

[14]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1928年9月），《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05頁；參見同卷第213—218頁所附陳源為胡適的《整理國故與「打鬼」》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

[15]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適》。

[16] 《吳虞日記》上冊，第599頁。

[17] 《口述自傳》，第152—153頁。

[18] 李敖：《胡適和三個人》，《李敖全集》第5冊，第329頁。

[19]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適》；《繆金源致胡適》（1920年12月16日）、《張奚若致胡適》（1917年12月28日），《書信選》上冊，第117、118頁；《吳虞日記》上冊，第450頁；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第216頁。

[20]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75—76頁；《口述自傳》，第128、5頁；參見李敖《胡適和三個人》，第303頁。

[21] 《吳虞日記》上冊，第585頁；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錄》，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第294頁。

[22]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參閱前文第36頁及後文第3頁（後文系新增，單獨排頁）。以下所引亦同出此兩頁。兩文均已為餘英時師所引用。

[23] 胡適語轉自《年譜長編》第1冊，第297頁。此事必須由黃門高足來做最後裁決，也提示著這將起的風潮或者也有教授間鬥法的影響。黃侃的另一個弟子範文瀾就告訴周作人，他曾在課堂上不斷作亂，試圖驅趕已往趨新一面走的黃氏同門朱希祖。周作人：《苦茶》，第276—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