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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莊士敦也確曾幫助胡適等「反教」。1921年9月，胡適等與英美考察在華教會教育者一起吃飯。在座的如莊士敦和曾經留美的顏任光、唐鉞等「都是不贊成教會教育的，故討論甚激烈」。胡適的主張是：「1教會的傳教運動中之最有用的部分並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世文明，如醫學、學校、貧民窟居留，等等。我們所希望的，乃是像羅克斐氏駐華醫社［即協和醫學院］的一種運動，專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貢獻給我們，不要含傳教性質。2但我們也承認傳教運動的放棄在今日是做不到的，故退一步設想，希望你們能把現在這種散漫的、平凡的運動改作一種有組織的、集中的、盡善盡美的教育運動。羅氏駐華醫社的長處就在此。若今後猶繼續派出無數中下的庸才，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設幾個半舊不新的小學堂，——這種運動不如沒有。」下一年在與燕京大學教職員討論「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制度上的位置」時，胡適又「希望教會內部自行改良以應時勢的需求」，並具體提出四點：禁止小學中之宗教教育；廢止一切學校之強迫的宗教儀節；與其教授神學，不如鼓勵宗教史與比較宗教；傳教的熱心不當為用人之標準，當以才能學問為標準。[37]

胡適提出這樣的要求，等於是要教會白幫忙為中國發展教育。這雖有些不近情理，但的確是胡適從1915年以來的一貫主張。他內心深處對傳教事業的這種抵拒，正是晚清以來「學戰」意識潛存的體現。也許因為胡適在意識的層面本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所以他對傳教活動能「誘人」之處也最警惕。說到底，他不過是把他自己想當的那種「文化傳教士」的標準拿來要求真正的宗教傳教士。

在胡適看來，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國一邊逐步主動地放棄特權，而中國一邊致力於自身的改造建設，當兩方面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漸漸靠攏時，中外之局面就可以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妥善解決。這看上去真有點像白日做夢，但的確是一向追求魚與熊掌兼得的胡適的真實想法，最能體現他自謂的「不可藥救的樂觀」。由於兩方面都不可能按胡適所希望的去做，首先是帝國主義一面決不會主動放棄其條約特權，何況即使他們不得不逐步放棄，其心目中的時間表也遠跟不上中國激進化的程度，故胡適的設想當然不能實現；再加上胡適的確表現出激烈反傳統的傾向，又常常公開反對民族主義，中國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張不反帝的一面。

實際上，前面說過，胡適不講民族主義是因為中國國力弱，如果講民族主義便為強國張目；他講世界主義恰是要抑制歐西國家的弱肉強食主義。同樣，孫中山專講民族主義，不講世界主義也是因為中國弱，以為如果講世界主義便為強國所用。兩人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關懷也是同樣的。區別在於孫看見民族主義的聚合力，而胡看見民族主義的破壞力。從根本上，孫中山同樣受中國傳統的大同學說影響，他也不反對世界主義，只不過認為世界主義是下一階段的事。而胡適主張世界主義，是想越過民族主義而直接達到獨立自主和國與國平等，其要想「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又與孫中山同。

然而，如果從傳播上言，胡適的資訊就並未能完全傳達到聽眾（包括孫中山）那裡，不但絕大部分同時代人都不瞭解胡適不接受民族主義的真意，就是後來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這在寫文章專以明白淺顯出之，希望讀者「跟著他走」的胡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悲哀。而且，由於長期在口頭上堅持對民族主義保持距離，漸漸地有時也真的以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面，更要找出民族主義的不足來維持自己心態的平衡。「三人成虎」的功用並不見得只適用於聽眾，許多時候其實也適用於說話者自己。

但無論如何，胡適的民族主義情緒終其生並不稍減，只是隱與顯的問題：早年很盛，專講愛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