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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是教會的禮拜日，胡適在本城的長老會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國的機會」為題發表演說，到耶教的本壘去攻擊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胡適再次援用他的「雙重標準」理論，指斥傳教士只有在處理國內事務時才稱得上基督徒，一旦進入國際事務，他們都不復是基督徒了。他說，現在那些基督教國家實際上只認暴力為權威，置弱小國家的權益於不顧，並將國家獲利、商業所得和領土掠奪置於公平正義之上。一句話，胡適宣佈：「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愛和正義的理想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準則——強權就是公理的準則之上！」這是胡適對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擊，其背後隱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給他帶來的不安和激憤。[39]

胡適並直接指出，當年德國奪取膠州灣和法國侵佔廣州灣，都是以一兩個傳教士被殺害為藉口。也就是說，個別傳教士的死早已成為所謂基督教國家進行領土掠奪的理由。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創自由平等之人卻對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當胡適提出這些基督教國家的行為應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負責時，他的意思實際上已比章太炎進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國，則中國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義和團運動本是近代所有中外衝突中胡適最感不能為中國辯護者，但現在他已認為西方也要為此負一部分責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胡適見此訊息，「不禁面紅耳熱，為吾國愧也！」土耳其政府本來一直要與列強談判解決此問題，而列強則要先觀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維持治安，並以此為由拖延談判。結果土政府乘歐戰之機，一舉廢除之，「不復與列強為無效之談判矣」。[40]胡適的口氣是明顯同情支援土耳其方面的。他當然更希望中國也能這樣做。這才是胡適民族主義真情的體現。

胡適之所以不能在意識的層面完全接受民族主義，是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胡適給自己下的一個定義是「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他還有個法寶，有時思不到底時便「展緩判斷」。1914年1月下旬，胡適自稱近來頗以「有倡以孔教為國教者」一事「縈心」。其實這是他為康大基督教青年會所請，要在「宗教之比較研究」系列講演中擔任「中國古代之國教」「孔教」和「道教」三題目。但胡適因此提出許多問題，從立國是否須有宗教，到中國，再到孔教的定義和內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國古代其他諸子學說可否並尊，最後還想到如不當有宗教，則何以易之。所思甚寬而極細，條析論列，層層進逼，邏輯性相當強。胡適一向主張要有思想能思想，觀此次關於孔教的思考所提的問題，知其的確比大多數人能思想。當他覺得有問題不能解決時，就寫下來「供後日研思」。[41]則其在不能決時便展緩判斷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學實驗主義而後有之。這一點在他對民族主義的認知上也有體現。

1917年3月，報載王闓運去世。胡適想起十年前讀其《湘綺樓箋啟》，王氏曾說，八國聯軍入北京而不能滅我，更談不上瓜分中國。而且，中國人「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當時「讀之甚憤，以為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如今「思想亦已變更」，覺得王所說「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其實正合中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故不應以後出之外國學說責中國舊學家。這引起胡適對民族主義進行系統的反思，他從「去無道而就有道」之理論證民族主義說：「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即「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中國人推翻「滿清」，即因滿人實已不能治漢族。但若所得不過袁世凱，不見得比「滿清」好，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若在袁與威爾遜之間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