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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曾暗示，文學革命的成功與中國當時社會思想的激進化有關。因為北京「那個守舊政府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小學要從當年起在三年內全部使用白話教材，到1923年，中學國文課本也採用國語。這遠遠超出了胡適以為文學革命「總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才能成功的預想。[41]如果以「守舊」著稱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趨新，其餘方面的激進自不難想見。當著文學革命走向文化運動之時，中國的激進化又有增無減，整個場面就更加不會平靜了。

三 激進中的新文化運動

胡適回國本意是要搞建設，他在回國前曾說：「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為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但到臨動身前，他又發現國內局勢不佳，南北分立，「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胡適擔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42]不過，這最多不能建設，離破壞應還有相當的距離。後來事實證明胡適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於很能建設的地位，他倡導的文學革命也強調其建設性，但實際卻很快走向破壞，這大約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但這是為什麼？又是「為環境所迫」嗎？是否還有別的什麼原因呢？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應可深化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至少有以下六點：中國正在激進化的大潮中；社會變化造成計程車與知識人社會角色的異同；作為接收者的邊緣知識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啟蒙就要破壞；傳教士的角色認定使胡必須批判；由此產生的不容忍「愚蠢」。下文即從這些方面來考察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

近代中國在思想一方面，確是以不斷激進化為主流。中國人的激進在與外國人比較中體現得最明顯。留美學生可以說是中國人中最不激進者。但胡適觀察到，康大世界學生會在1912年10月搞摹擬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時，溫和派之塔夫脫，就沒有一個中國人投票。中國學生基本是選威爾遜和羅斯福者各半，兩氏在那時「皆急進派也」。更有甚者，全會中「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43]留美學生如此，餘人不難想見。

因為思想的激進，在社會一方面，也曾形成「新的崇拜」，社會變動的上升幾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社會變化再回過來作用於思想，就形成了新即是善、舊即是惡的價值判斷。表現在新舊勢力的消長和競爭上，又以辛亥革命為一個大轉變。最主要的變化即是新舊之間的攻守之勢變了。過去是因為舊的不好，所以要新。《杭州白話報》1902年的一段話說得簡單明瞭：「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辛亥革命後就完全反過來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44]

為了擁護新來的西方民主與科學，中國傳統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對乾淨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為本位的取向在這裡是非常明顯的。當然，胡適等人外出取經所負的「使命」原來就是要「以西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正如嚴復說過的：「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亟明矣。」他們「但見洋人之長，而未見其短，或諱言其短」，也是可以理解的。[45]同時，像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人，都曾受過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禮，在心態和行為準則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氣味」。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就是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