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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在哪兒弄糟的？

還是糟在中國人自己身上。

幫助奧託·布勞恩完成身份轉換的，不是共產國際，也不是蘇軍總參謀部，而是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週，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藉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遠不足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說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說是在博古家裡開的。

博古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裡。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

這一年他24歲。

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當時中共中央發給國際的報告和接受國際的指示，都要透過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博古作為臨時中央負責人，便成為遠東局的常客。佐爾格小組雖然隸屬蘇軍總參謀部，也以共產國際派出人員的身份活動，小組人員也常來遠東局交換情況。結果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工作站負責人佐爾格三人之間，來往密切。

牛蘭夫婦被捕事件發生後，又從蘇聯遠道來了一個送款員奧託·布勞恩。尤爾特、佐爾格和奧託·布勞恩三人雖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國人，這真是個「老鄉見老鄉」的歷史巧合。布勞恩之所以沒有同另一名送款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那樣完成任務便迅速回國，因為他在這裡一下就遇見了兩個熟人。

布勞恩與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是老相識。在德國時兩人就一起做過黨的工作。尤爾特當時在德共黨內地位頗高，但與德共領導人臺爾曼意見不合，被共產國際調出德共，遠離其同胞，分配到中國工作。

第二個便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在蘇聯時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生，博古則是中山大學學生，學校都在莫斯科，當時兩人就認識。

三個老相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雖身份各異，但都擔負重大使命。既十分興奮，又分外親熱。

奧託·布勞恩來華前，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職務不久，白區工作已經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了，也不再是發動城市武裝暴動。全國各個蘇區，正在如火如茶開展武裝鬥爭。蘇區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和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

結論異常簡單。不懂軍事，無法把舵。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人，就是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作為一個出家門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門、出中山大學校門即進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他搞過學運，搞過工運，卻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自感最為欠缺的，就是軍事這一課。

恰恰這時來了個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奧託·布勞恩。

博古把他的這個熟人留了下來，權充作自己那條並不穩固的船上的水手長。

這一年奧託·布勞恩31歲，長博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