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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鹽道，每年還有三四十萬銀子的收入——這是最大一筆進項。

我於是設立捐輸局，鼓勵富商捐款，前後共得制錢三十多萬串。所寫之捐，一經報收，立即發放附近駐軍兵餉，不解入司庫，但是仍由藩司衙門出榜公示，廣而告之。

甘肅西部交納丁糧，東部則專交糧草，這兩項每年徵糧二十多萬石，加上歷年儲備的不下六百萬石。如能以糧抵餉，兵丁未必不願意，只是糧多的地方兵少，糧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將這些糧食馱運到各營支放，運價比糧價本身還貴，那樣會虧損更多。蘭州糧食價格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倉糧在質地色澤上都遜於市糧，百姓不願購買，我於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價上奏戶部，戶部批准了，可是民間仍不願買。這事遷延了半年，才賣出去十幾萬石，對兵餉也總算有些幫助。將來奏銷，肯定要到戶部裡去走動走動、意思意思，可這筆錢又到哪裡弄呢？我找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為部費，免得他們將來苛駁，可下面的州縣還沒有解來。

甘肅提督索文，烏魯木齊人，回族，家道殷實。這個人雖然是個武夫，可是很有心計。道光三十年（1850）我在甘肅時，就和他很熟，現在舊雨重逢，自然更加親近。他的一些想法，雖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執行起來，也確實有效果。甘肅提督屬下的糧餉和軍馬糧草，都可以用糧食抵消，作價一千四百文一石，仍舊允給五十文部費；如此一來，甘州自是不用顧慮；至於寧夏、西寧、河州、涼州各鎮，還計議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筆開支了。也有人說邊疆的軍糧儲備事關國家安全，如果將倉糧變賣完，一旦遇到饑荒，那就幹係不小。我說：「你的確考慮得很長遠，可是如果拘泥於此，那麼眼前就會鬧出事來，不必等到荒年了。」

甘肅省地瘠民貧，山多水少，就是墾種成熟的農田，也不能指望每年都有收成。道光年間，鄧廷楨先生任甘肅藩司時，誤聽委員丁元淼的讒言，說是開墾荒地二十多萬畝，每年就可收穫糧草數萬石。鄧先生為了討好朝廷，就冒冒失失地上奏了上去。其實那些糧草都是委員們透過加賦搜刮來的，甚至村廬寺觀，也要納租。州縣為了催徵，將百姓嚴刑拷打。百姓因此聚集了幾千人，赴藩司衙門討說法，他們將農具呈繳，不願再種地，丟棄的農具堆得和屋子一樣高，喧譁雷動，名為懇恩，其實是想讓藩司難堪。鄧先生非常痛心，以為奇恥大辱，多虧臬司楊以增從中調停，農民才拿回農具散去。州縣官員看到這種情形，擔心引發民變，不敢繼續督徵。後來鄧先生升任陝西巡撫，農民在距城十里的東關坡，帶著瓦礫、刀杖等候他，幸好富制軍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經地方官員妥善開導，鄧先生才得以脫身。可是糧額已經上奏決定，按規定，試種期滿就定為正式稅收，結果就是官民交困，談起這事來，沒有不痛罵始作俑者鄧廷楨的。

道光三十年（1850），琦相由四川調任甘肅總督，我也由貴州調來這裡。琦相說：「甘省最大的惡政就是加賦。如果能夠上奏恢復舊制，百姓的苦痛才能解脫。」我說：「這才是能惠及百姓的仁人之言。」琦相於是令周筱村侍御代作奏疏，後來他又對周御史代筆的奏摺不太滿意，自己寫了一道奏疏，請我幫忙修改更定。我說：「現在新皇登基，命令陳述民間疾苦，不準用雞毛蒜皮的小事敷衍。甘民疾苦，難道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琦相說：「您說得很對。」於是琦相以應詔陳言為題，又致信壽陽相國（就是祁寯藻，他是山西壽陽人）等人，請他們直陳民間疾苦；又讓我拿出兩千兩銀子作為送給戶部的活動費，以免挑剔。琦相還特地齋戒入告，皇上特旨批准。聖命下達，刊刻在黃紙上，萬民歡悅，耆老婦稚聚集在總督衙門向琦相頂禮膜拜，感謝他為百姓免除此惡政。琦相勸喻耆老和農民說：「如果你們連原來的數額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