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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已經成年，家道也開始中落，在農村，失去了勞動力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經只剩下半個番薯，父親讓給母親吃，而母親則說自己不餓，最後誰都舍不吃而餵了老鼠。那一年，我開始接過家庭的重擔，同樣因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塊錢的債務，在那個年月，對於我這樣的家庭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實在沒辦法後，我準備放手一搏，賣掉了家裡的一頭豬湊了路費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車。

深圳，那時候還是個小漁村，我的目的地是廣州。這裡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我聽不懂那兒的語言，也吃不慣那邊的飲食，但是每天都有無數像我一樣為了討一口飯吃的人來到這裡，而我也正是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涯。

廣州是現實的，也是殘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轉著只想能夠餬口。我沒有多少文化，我也沒有社會經驗，扛過沙包，也去工地攪拌過水泥，力氣和二三十歲的比有差距，最終我謀得一份在廣州拉黃包車的活兒，也就是人力車夫。

廣州作為最早的開放城市，這裡的一切對我這個鄉下土包子來說都是超乎想像的，這裡的人腦子精明。比如他們從香港進電子產品回來加工，一塊電子手錶的成本只要兩元錢，但是批發出去就可以達到十塊，很快當時我從那些坐在我車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這麼一塊表如果帶到北方，那它的價格將會再翻兩番。

這樣的利潤是建立在那個年代的資訊不對稱和資源缺乏的賣方市場，龐大的中國人被文革壓抑了十年之後社會需求瞬間釋放了出來，一盤盜版的卡帶運到北方都會有人搶的頭破血流。於是，半年後，我也加入了這個大軍：倒爺！

我倒騰的第一筆貨是喇叭牛仔褲，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廣州拉了整整半年黃包車攢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車。在上海，我剛走出火車站之後就開啟了包裹就地擺攤，不到五分鐘，這批貨被人一搶而空。欣喜若狂的我當天就定了返程的車票，從此，倒爺的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衣服、電子產品、音響製品，生活用品，五金機件，總之什麼賺錢，什麼貨好拿我就拿什麼。大約有一大半的時間，那陣子我是在火車上渡過的，而去往的城市也僅僅是隨著我能買到最快的北上列車，無論終點是哪裡。

這樣的生活我持續了半年有餘，期間有虧有賺，虧的多半都是上當被騙，畢竟還是年輕。賺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過去後，我本人依舊還是兩袖清風，四海為家。

我和胖子再見的時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帶了一大箱的鄧麗君卡帶，市面上的暢銷貨。在西安老的城門樓子下面，我一邊啃著羊肉泡饃一邊不急不慢的開啟了拉鏈包，把那些卡帶一張張的放在一塊藍布上。

「兄弟，這卡帶咋個賣？」

我頭也沒抬隨口答道：「一本五塊，三本十塊，要多少？」

那人說道：「這麼貴，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錢，怎麼樣，就五毛我全要了！」

「滾、滾、滾！」我最煩這種沒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雙腳還停留在原地，一隻肉呼呼的手朝著我的卡帶伸了過來。

「咦，你這人，我說了不賣！」我抬頭一看，一張臉盆大小的臉帶著深藍色雷鋒帽正衝著我「嘿嘿」直笑，那張大手抓起一把卡帶掂量了幾下道：「就五毛，賣還是不賣？」

「滾犢子！」我站起來一拳打了過去，他還是那麼的結實。

鐘鼓樓廣場一家餃子館叫「德髮長」，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擺著一壇杏花村，我是不勝酒力的，但是我還記得兩年前我們分開的時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須的，我們整整喝了一個下午。

胖子繞道太原後回了成都已經是兩個月後，轉輾透過朋友找到了他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