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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身邊，伸手抱住我，想哄小孩子一樣輕輕的晃著我，低聲念著他的咒語：“答應我吧，說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淚，推開他，說：“你真的不用這樣，你每次都做了該做的，這件事完全是我的責任，沒有認真把指甲拋光就不應該到處亂抓。”半是真話，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來，臉色和口氣漸漸的變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國家墮胎不算什麼。”

這句話徹底把我變了，我“”了一聲打斷他：“你不用跟我說什麼生命或是人權，如果我想聽什麼基督教義，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後一個選擇。”

“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我不會管別人殺掉多少個胎兒，但是這是我們的。”他的聲音聽起來並不像吵架，但是我們確實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對不對，你從來就沒有想過‘我們’。”

“‘我們’真的存在過嗎？”我冷冷的看著他反問，在他回答之前，站起來走出去。我沒有回頭看，聽得到他沒有跟出來。但下到底樓，在門廳等計程車的時候，他也下來了，對我說：“至少讓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來很平靜。到了我公寓樓下，我們告別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是友好的。讓我錯覺這件事情就這麼說定了，結束了。直到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樣子去上班，跟同事說上週五的事情不過是因為前一天加班加的太晚了。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收到兩樣東西，一個Harry　Winston的戒盒和一份起訴通知書。

35）Roe　v。　wade　羅訴偉德案

戒指是簡簡單單的鉑金指環託著一顆公主方的鑽石，看大小應該不是開玩笑的。但那份訴狀恐怕僅僅是個姿態了，我幾乎已經可以聽到地方法院的法官敲響法槌，淡的說：“Motion　denied。”　羅訴偉德案已經過去32年，又有人要重提父權，打關於墮胎的官司，而且是在紐約，全美國的墮胎中心。我不知道“吃軟不吃硬”英文怎麼講才地道，但是有的時候我恐怕就是這麼一個人。

作為回應，我從抽屜裡拿了那份派遣協議出來，直接翻到最後一頁，簽上自己的名字。抬頭看Rona的辦公室，卻發覺裡面沒人。桌上電話響了，接起來，32樓合夥人辦公室的秘書跟我說：“Cheriton先生十五分鐘之後想見你。”

Cheriton先生，律所的高階合夥人，年紀不小，微微發福，猜不出是五十還是六十幾歲。除了在走廊或是電梯裡偶爾遇到，說“早上好，Mr。　Cheriton”“下午好，Mr。　Cheriton”之外，我從來沒有跟他講過話，他也只是點個頭，根本不知道我是誰。我搭電梯上到32樓，那個樓層都是合夥人辦公室和裝修最豪華的會議室，人很少，顯得有些落。我走進去，有些緊張，秘書大姐抬頭看到我，站起來敲了敲身後的門。

我走進那間辦公室，意外的發現Rona也在，坐在屋子中間的沙發上朝我點點頭。Cheriton從窗邊的大辦公桌後面站起來跟我握手的時候，我才發覺自己的手又又硬。他看了一眼Rona，然後對我說：“簡而言之，你被解僱了。從現在起生效。”

他解釋道：“本所接受委託辦理一件以你為對方當事人的法律事務，為迴避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不得不解除和你的勞動關係。你會得到3個月的薪水加福利作為補償。”

看我站在那裡許久沒有反應，此人繼續：“陳小姐，你是個好僱員，優秀的初級職員。相信不管是法律條文還是案例，你都比我記得清楚。你與本所簽訂的是基於自由僱傭原則的勞動合同，希望我們都不必浪費精力在無益的訴訟上面。你，你們都可以走了。”

我默然的走出去，到那個時候才有些明白那份起訴通知書的真正意圖。走到電梯間，Ro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