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調控陽謀(第1/3 頁)

所謂基層百姓管理組織自治制度，就是建立以村為單位的基層自治。

在古代，本來就是皇權不下縣，朝廷對於縣城之外的廣闊鄉村，基本採取的是放任自流態度，大多數時候是當地的宗族士紳用鄉規民約處理日常事務。

只要能按時完成國家交予的賦稅徭役等任務，不發生惡劣案件，地方官員極少下基層。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無論是哪個朝代，國家的正式官員數量非常有限，就算史書上記載以“冗員”著稱的宋朝，其官員總數才不過數萬。

其中不少還是沒有實權的恩蔭和虛官，真要是具體到某個縣上，正式編制少的可憐，不超一手之數。

加之通訊不暢，很多時候朝廷的政策根本下達不到基層。

面對天災時，朝廷撥付的錢糧經過層層盤剝，到百姓手中更是少的可憐。

如今大唐立國不過九年，百姓官員也算純良，社會整體比較安和，統治成本和難度也不算太大。

但要具體說對基層有多大的掌控，也只能說是皮毛。

而基層百姓管理組織自治制度就能較好解決這一陣痛問題。

它可以將以往宗族士紳管理權進行限制和正規化。

其宗族士紳原本的管理權改變不大，但是有了國家層面的限制韁繩，可以有效抑制基層管理中權力的濫用，也是對重建基層自治有效的推動。

要知秦漢時代，基層社會管理也很嚴格細密，比如秦朝的“裡”組織。

有里正、里老、田典、街卒等職務，其職務的任命，需要鄉官夫報給縣裡，然後縣丞稽核，再有縣尉進行正式任命。

到了漢朝，基層自治為“亭”，包括亭長、校長、求盜、發弩等，這些也都是官府派任的。

這些組織對於基層的資訊掌控達到了驚人程度，失誤率極低，但也導致成本極高，危險度極高。

基層自治人員犯了小失誤就是大罪，動則砍頭，這就是為什麼陳勝吳廣要起義，劉邦要起義。

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太過於苛刻，導致最後引發大的反彈。

漢朝滅亡後，兩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太平日子不多，基層管理自治自然鬆弛，一直沒有恢復到秦漢那種細緻程度。

而後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大智慧，用大毅力重建基層自治，其中最明顯的一個政策就是“大索貌閱和輸籍定詳”。

隋朝建立之初，農民隱漏戶口、詐老詐小的現象極為嚴重，直接影響就是國家財政收入銳減和對勞動力控制急劇下降。

於是在隋開皇五年，正式實行“大索貌閱”，責令州縣地方官吏檢查隱漏戶口，當面與戶籍簿核實。

並規定，如戶口不實，里正、黨正流配遠方，獎勵百姓互相檢舉。

而經過這次檢括，戶籍簿上新增四十萬人查實為壯丁，一百六十萬人新編入戶籍。

而“輸籍定樣”又叫“輸籍法”，是隋朝制定各戶等級和納稅標準的辦法。

開皇五年，隋文帝採納高熲建議，規定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查，令百姓五黨或三黨為一團，根據標準定戶等高低，重新規定應納稅額，以防止人民逃稅和抑制豪地主佔有勞動人口，造成稅負不合理現象。

透過推行“輸籍法”，使大量的不承擔國家賦役的隱匿人口，從豪強家中分離出來，成為編戶，增加了勞役和稅收。

但可惜的是隋末大亂，這一制度再度廢弛，唐朝建立以後，李淵雖然能力也很強，但是性格上偏軟，沒有嚴肅法令，沒有像隋文帝一般進行大索貌閱和輸籍定詳。

因而百姓逃逸，漏登戶籍者極多，加之武德年間天下困苦，戰爭連綿，更沒功夫去做這耗費錢財的事情。

而歷史上，整個唐朝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