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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包括現在電影行業裡面存在著很多詞我都特別不喜歡，比如“仍然是第幾代掌控電影局面”，為什麼要說掌控呢？它不是一個權力秩序，任何東西當它最後變成一個權力秩序以後，我就特別討厭它。

由此，有時候我會發一些怪論，比如我覺得信仰這個東西，對信仰的忠誠，往往只有“信”沒有“思”是不對的，只強調“信”不強調“思”是不對的，你不是盲目的嗎？還有信仰電影，怎麼能信仰電影呢？這是一個問題。我一直拒絕命名，你不拒絕命名就把自己放到某個權力秩序裡了，你真的以為你自己是某個東西，你就把自己放到了電影之外。

中國電影有太多跟權力在一起的關係，從業人員自身的權力感，這些東西都非常討厭，說到底，我一直在強調，我跟非常多的人一起聊過法西斯性的東西，他們都不寫，可能覺得我是在危言聳聽，但我覺得這點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現在我們電影裡面存在的法西斯性，和觀眾對法西斯性電影的追捧，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非常可怕。

從八十年代到現在這麼多思想解放和文化運動，這麼多的文化學習，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實在都搞不明白為什麼，按理說一個社會結構，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結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後，應該有新的改變。我現在看到年輕人更崇拜權力，真是太可怕了。

王樽：現代化的推進並沒有改變中國骨子裡的封建烙印，人們追逐權力，是因為權力本身可以帶來太多的實惠和好處。比如，在深圳這個所謂改革開放的視窗城市，一個普通的科員可能每個月只能拿到三四千塊錢，而科長卻可以拿高過科員幾倍的收入，科長還不用像科員那樣辛苦勞神，還能發號施令，還有譬如出國考察、接受饋贈的各種隱形收入。比科長更高層的再翻幾倍，最基層幹活的收入最低，權力帶來金錢和各種好處，結果人們瘋狂地追逐權力。

賈樟柯：電影圈也是如此，權力帶來太多世俗的好處，權力是有魅力的，因此人們崇拜權力。

讓電影本身變得有生命感

王樽：你喜歡的一部早期的默片叫《北方的納努克》，一個在北極工作的法國軍官拍攝的紀錄片，它很粗礪也很原始，它在哪些方面觸動了你？

賈樟柯：我覺得它有光彩，它的光彩就在於它的粗礪，或者說粗礪反射了它的光彩，我覺得這部電影有曝光的感覺，因為電影這個媒介是需要光的，沒有光就玩不轉，所以你看到它曝光過了、或者曝光不夠，那麼原始使用的媒介本身，我覺得它讓我感覺重新回到了剛有電影時候。你對電影的理解，因為現在太工業化了，技術太完整了，所以就讓你忘記了光、戲劇的光、自然光效，這是一種感光的感覺。我覺得有一種電影的神奇在裡面，一個物質感光之後會把影子留下來，我特別喜歡回到藝術最初的快樂上，我覺得電影最初的快樂絕對不是它能拍攝戲劇，像《教父》啊，像文學性很強的電影，我不是說這些電影不好，我是說電影最初的畫面，你把一個跑過來的火車拍下來了，然後拿回去就可以放了，我覺得這不是一種雜耍性，當然它有雜耍的成分在裡面，我覺得這是電影媒介裡面天性的一種快樂。為什麼我在拍電影時那麼喜歡抓拍，那麼喜歡即興的拍，我想給大家帶來最早拍攝下來的快樂。

電影本身是有生命感的，我覺得生命感有兩部分，一個是人是有生命的，它不是死板的、而是自然的，比如像王宏偉那樣，總是歪著走路，這是一種生命力。還有你使用媒介的時候，啟用媒介本身的生命感，可能拍下來的時候，拍得很匆忙，可能顯影、曝光都不是很完美，但是你留住了影像本身的激動，整個就用電影呈現出來，媒介本身有生命力，我覺得不能少了媒介本身的生命力的感覺。像戈達爾的電影為什麼那麼生動，就是因為他拎著機器隨便拍，他對工業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