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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甘露：我忽然想岔了，想起我正寫的一小說中人物，我借他的口，挪用歌德的話：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論之樹常青。

王朔：說實在的，國外賣電影非常簡單，就問你誰演的，我必須知道。但華語地區他們知道誰呀？他們不就知道一兩個人麼？都說掙著錢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萬，北京收一千二百萬，全國三百萬，總共一千五百萬，本利和。《天下無賊》投三千多四千萬，票房一億二，誰掙著錢了？反正我知道投資方之一“太合”沒掙著錢，一年之後投的一千萬還沒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來的。

低於兩百萬的小成本電影，靠國外電影節和藝術院線、博物館、大學、基金會、私人複製就能把本錢拿回來，還能小賺。所以你看拍地下電影的日子都過得挺好，光聽說有投電影賠了跑路的，沒聽說拍電影有活不下去改行的。

你知道前兩年那個劉慶邦小說改的地下電影《盲井》，得了一堆小獎。當年是賣得很好的，但是發行電影的所有發行商都虧錢了。上座好才是真好，還有下回。比如說《小武》當年發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歐洲人忽然發現了中國的另一面，一個非常真實到今天還像是戰後的小城鎮，人物也是以他們熟悉的那種義大利街頭罪犯的態度在對待生活，既自暴自棄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還要正直，硬著頭皮維持著自己的榮譽感，其實那榮譽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這是瞎說，但我確實覺得《小武》像義大利電影。他們看得懂，也會喜歡。那個電影大概是賈樟柯電影中最無心機的。接著《站臺》野心就太大了，痕跡也出來了。《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業片試探，意圖太明顯了，關係太對應了，再也沒有比世界公園更笨拙的隱喻了。他顯然不是個萬能導演，也不必去尋求廣大觀眾的認同。商業片就是型別片，做元素嫁接是沒有意義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決今後所有的問題。就像第五代導演一樣，第六代至今也沒一個有機會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型別片導演，他們註定只能是擺脫不了個性的作者導演。要廣為大眾傳說，只能關心現實中的窮人了，這大概是每個小知識分子走投無路最方便的去處，但那最好不要去拍電影，不要把人家當資源。

獲獎容易，賣片難。國際上還有一套放映的技術標準，我們往往達不到。比如說，洗印，車間空氣潔淨度不夠，藥水太髒，老不換，還經常給你洗壞了，比較穩的是到國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亞，最損泰國，還不是錢？還不是成本？

孫甘露：我在悉尼見過那洗印的地兒，人人都會告訴你，誰誰誰的片子在這兒洗的，成一景點了。

王朔：國內也有很好的混錄條件。長影也有最先進的，但是混錄師不靠譜。譬如說，我們這裡特別喜歡往聲音里加混響，唱卡拉OK，那叫好聽，放電影上，那叫做作。

孫甘露：徐靜蕾也說這個，混響的事兒。

王朔：五百萬到一千萬這一級別的投入，實際上就等於你既沒有國外市場，國內又根本吃不下來，是個很危險的數。宣發費、財務成本、管理成本、稅收……這得需要多少票房？

孫甘露：現在好像不學好萊塢，弄它幾千萬宣，就不是賣電影呢。

王朔：投入三百萬危險不危險？一樣危險。口碑極好，一千萬票房，到頭了。《瘋狂的石頭》也就是一千來萬。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賬也是個問題。中間還有稅收等好多問題，你最後拿回來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幾，好多時候，錢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