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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沼澤區的人民尤其依賴鴉片，用以減輕農業勞動的單調與繁重，以及沼澤地氣候引發的瘧疾、熱症、風濕、神經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鴉片還被配製成&ldo;多弗粉&rdo;（dove&r;spowder）、&ldo;哥羅丁&rdo;（ch1orodyne）之類的專賣藥，患者可以用低廉的價格從藥劑師、雜貨店、書店、甚至流動小販那裡買來自我治療。在&ldo;鴉片無害&rdo;的假定意識下，一般人都把&ldo;藥物上癮&rdo;當作是解脫病痛的代價來接受。最可怕的是市場上品種繁多的&ldo;嬰兒保靜劑&rdo;，為了減輕育兒的負擔，貧民窟的母親、保姆、甚至育嬰堂都會給孩子餵食這種罌粟果茶，可以想像的，服用這類糖漿的兒童通常膚色灰白、營養不良，陷於比他們的父輩更悲慘的境遇。下流社會的妓女、酒鬼用鴉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會的貴族、學者用鴉片享樂、激發靈感；身為國王的喬治三世嗜食鴉片，導致瘋狂，即位的喬治四世同樣具有鴉片癮（參f1owerstheb1ood，轉引自周寧，2004，p206）。鴉片在英倫三島曾經如此普及，以至於布思認為&ldo;每一個英國人在他們生命的某一段時期都服用過鴉片&rdo;（p74），&ldo;對於一般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來說，服食鴉片就像喝酒或抽菸一樣是生活生活的一部分&rdo;（p79）。即使中毒致命的情況發生，&ldo;也極少有醫生願意作證把死因歸於鴉片，因為這會牽涉到他的同行或者會損害鴉片的使用&rdo;。（p78－79）。醫生和藥商支援對華鴉片貿易的言論，只不過是他們在對本國同行包庇縱容的延伸，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會人士反對鴉片貿易的呼聲，在母國得不到專業人士的支援。

1860年，中國政府被迫在《天津條約》中允鳥片貿易的合法化，而英國政府卻驚訝地發現，本土國民對非藥用鴉片的濫用也已到了必須立法禁止的地步。但是，直到19世紀末，隨著特效新藥的發展，歐美醫學界才開始解除對&ldo;鴉片治百病&rdo;的迷信，醫術的提高也減少了自我治療的程度，鴉片的適用範圍這才得到相應的限制。

二、鴉片的使用和管理對我們的啟示。人類對物質屬性和使用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現代藥物管理的概念與體系也是在人類付出巨大代價後才逐漸形成的。人與鴉片之間漫長的拉鋸戰，在多種天然與人造藥品的開發過程中不斷重複，至今仍提醒我們在&ldo;管理全地&rdo;時當具備何等的謹慎與節制。英國人對鴉片的容忍和對鴉片貿易的預設，雖然經濟利益佔了支配地位，無知與誤解也是一大因素。然而，誤導民眾的政府、醫家和商界，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無從知道，在神的歷史中，日不落帝國的衰微是否與她在鴉片貿易中的不義與偽善有關；聖經卻借著以色列的國史告訴我們，一個不能&ldo;行公義、好憐憫&rdo;的民族決不會蒙神的喜悅。人對自然物的濫用，危害了中國，也危害了英國

38外交：洋人傻？全球辦公室裡的勾心鬥角

使團在惠州呆了幾天就返回香港了，總得來說，會晤是愉快的，但未必可以稱之為成功。

三大領事都對趙闊&ldo;請各位嚴守中立&rdo;的政治要求不置可否，雖然他們認可這是一夥剛剛開始信仰上帝的東亞人，而且軍紀軍風以及將領的外交才能超越滿清很多，但畢竟他們是滿清這個龐大帝國的叛軍。

他們來的目的只是向駐紮上海的本國公使提供詳細報告，能做的，也就是趙闊可以影響的，不過是在領事們寫匯報時候的一些個人看法而已。

在使團返回香港後幾天，趙闊拿到了鍾家良和天地會兄弟從香港和廣州城搞回來的報紙，這些洋人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