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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雍正帝鼓勵百姓墾荒，然而墾荒是一個有著複雜牽涉的問題。土地國有自然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地方官代天子治地方，儼然是土皇帝，土地國有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土地官有。農民報墾，要給地方官好處費，否則便難以報墾，有時墾荒甚至比買田還要貴。在這種情形下，百姓墾荒的積極性就受到了打壓，墾荒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是已墾荒地，農民也不願呈報而加以隱匿。為瞭解決這些問題，雍正帝下令，允許民人因地制宜，自墾自報，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撓。從前報墾，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帝命水田照舊，旱田推遲為十年，並著為定例。

然而在報墾荒田數目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地方官為了顯示政績而謊報墾田數字，&ldo;以虛糧累民&rdo;。有的則按現有耕田加賦，以多徵之稅，虛報墾田。當王士俊接任河東總督後，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雍正帝在晚年也意識到了事情的乖張。他指出，地方上報墾荒，有的以多報少，有的以少報多，或將已墾之地重報，荒熟地畝不分，混行造報，要給予不同的處分。

為瞭解決新墾田地隱匿太甚、田土糾紛太多的問題，雍正帝決定採取清丈田畝的方法。清丈田畝，古已有之，但歷來難以真正實行。這是因為一旦清丈土地，必然觸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地主豪強和平民百姓都想將新增田地隱瞞下來，以逃避賦稅，所以不惜一切千方百計進行幹擾和阻撓。

雍正帝對此早有預料，在四川清丈田畝之前，他曾說過：&ldo;清丈乃係必不可行之事，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rdo;他並不想進行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使社會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因而只是將清丈作為一種補救措施隨機應用。

雍正六年（1728年）時，雍正帝派刑科給事中高維新等去四川丈量新墾田地。但由於清丈官員藉機生財，受賄放賣，被當地不願清丈的豪強抓住了把柄，藉機反對。墊江、萬縣一千多人拉起旗幟，不許丈量；墊江、忠州等地楊成勛、王可久等人聚眾鬧事，意欲暴動，被地方官事前察覺，楊成勛見事敗露，懼罪自縊，同夥楊成魁等供稱此事起因於&ldo;戊申年(雍正六年)奉旨清丈民田&rdo;。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四川減少額糧較重的州縣田賦，這是針對清丈田畝過程中由於官吏的不法行為在民間引起牴觸情緒而採取的補救措施。

綜上所述，雍正帝在獎勵墾殖，發展農業上傾注了巨大心血。特別是在推行墾荒令的同時，能夠堅持到底，並能針對實行改革過程中的漏洞和錯誤及時加以補救和糾正，作為一代有創見的封建君主，他的功績將載入史冊，受到後人敬仰。

為民生利，興修水利

雍正帝為了增加民間的糧食生產，計劃在北方推廣水田種植。但由於北方人習慣種植靠天吃飯的旱田，因此要在北方推動水田種植，就必須鼓勵農民改進生產技術，用農藝技術帶動農產品增長幅度。根據當時北方的氣候條件，在北方種植一季水稻是可行的。但當時的北方農民中很少有人懂得種植水稻的方法。為此，雍正帝命怡親王允祥總理其事，建立營田四局，設定水利營田府，主抓此項工程。

水利營田府組建時，雍正帝派人從浙江招募了一批有經驗的老農擔任農藝師，具體教授耕種水田的方法，&ldo;浚疏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rdo;。 種植水田所需農具如水車、戽斗等，也都僱募浙江工匠製作，並組織當地人學習。經過三年的努力，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修築水田數千頃。據《清世宗實錄》記載，當時直隸共營造水田8287頃，而且新營水田全是&ldo;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畝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rdo;。特別是牙山縣和天津營造的水田中，有的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