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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設定粵海關。粵海關的設立，標誌著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的市舶制度徹底結束。雍正年間，對外貿易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有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裡擁有通向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自清初第一次執行閉關政策後惟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

粵海關對外商船舶的管制也較市舶更為嚴格，且內容具體詳盡。凡外商船舶到粵，先泊澳門，經批准方許入海口，至虎門，經海關檢查，按例繳稅後，方可入黃埔泊位。同時規定對進出港外國商船實施&ldo;引水&rdo;(領港)制度，這是粵海關貫徹自主貿易的重要表現。雍正帝規定所有到達廣州的外國商船，一律令在黃埔停泊，後因距省城太近，於雍正十年（1732年）改在澳門停泊。對於船隻所帶炮位，由中國官方起卸儲存，離去時始行發還；船到後，都由中國派兵看守，只許外商與中國的行商貿易，其水手只能在船上等候；外商將貨單交給行商，一切進出口報關運輸事宜，皆由行商包辦；由粵海關有關人員進行徵稅和查貨；與外商貿易無關的所有中國人，一律不許進入外商船隻；來自各國的船隊，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後，外商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月乘季風回歸。

除廣州之外，澳門也是當時清政府對外貿易的一個聚集地。因此，雍正帝對澳門的外商也進行了嚴格管理。康熙末年，康熙帝禁止中國人到南洋進行貿易，於是，居住澳門的西洋人把握住了做生意的機會，他們逐年添置船隻，擴大交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澳門的洋船已達二十五隻，居住西洋男女三千五百多人，清政府深感有必要加強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規定，澳門西洋人的船舶只限於現有的25隻，不準再添造，防止其擴大貿易、招引西洋人來澳居住；無故來澳門的洋人，令其隨船離去，不許在當地居住；在澳門的西洋人要遵守清朝法令並向粵海關交納賦稅；清政府還在澳門設有駐軍，又在澳門通往內地的交通要道設立城池關卡，由都司、守備帶領兵丁駐防，四面安設炮臺，不許西洋人隨便進入內地；雍正九年（1731年），於澳門前山寨設立縣丞衙門。這些都是雍正年間清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具體表現。

為使稅制規範化，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制定關稅稅則《比例稅冊》。貨分四大類：布匹織品、食物、器皿和雜貨。進出口關稅大體和前代類同，屬低稅政策。稅則雖粗糙，但大致勾畫了關稅稅則的輪廓，這也是超過歷代市舶管理的地方。

在雍正帝執政期間，管理外商的官員往往大肆貪汙。雍正三年（1725年），廣州巡撫楊文乾在行商中設立行頭，專用其中的六家壟斷與外商的貿易，並代替粵海關徵收關稅。關稅是清王朝重要的賦稅來源，為保證清廷的財政收入，清政府還規定了粵海關的關稅徵收定額和超額指標。當兩廣總督孔毓殉、廣東藩司常賚珣揭露楊文乾貪贓時，雍正帝很不以為然，大加保護。可是，後來的結果表明，楊文乾的確有貪汙的行為。他在粵海關每年額定稅四萬兩之外，又以溢耗名義，多得十一萬兩。此外，還向行商勒索錢財，行商須按接洽的商船大小，包送楊文乾一萬、八千、六千或三千兩數額不等的銀子。對待貪官，雍正帝一向從嚴治罪，但惟獨對楊文乾，雍正帝認為貪點無妨，他還站在楊文乾的立場上，為他說話，以為這些事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而名實兼收。

雍正帝在管理外商上，處處以國體為重。而官吏借外商而獲暴利，也是有失國體的行為。可見，雍正帝在處理楊文乾這件事上，是有失考慮的。

雍正帝嚴格外商管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