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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41]《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63頁，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

[42]《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四章流亡歲月

◎戰爭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戰事正酣，蔣介石鐵定了心要與日軍決一雌雄之際，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設法動用運輸力量，把國家珍藏的寶器、工業設施、戰略物資和科研裝置，經長江、隴海鐵路和各條公路悄悄運往內地，以儲存實力，長期抗戰。與此同時，根據國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與平津兩地大學也開始向長沙與西安一帶遷徙。

決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綑紮物資儀器，打點行裝，準備起程。

早在淞滬戰事爆發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已根據戰局演變，在富有遠見和責任心的李濟指揮下，開始對歷次發掘的器物和各種器材打包裝箱，準備內遷。據史語所《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條：&ldo;本所隨本院西遷，先選裝最珍貴中西文圖書、雜誌及善本書共六十箱，首批運往南昌農學院，其餘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運長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獸骨及陶片等，限於運輸工具，暫留原址。&rdo;八月條：&ldo;本院組織長沙工作站籌備委員會，本所遷入長沙聖經學院，所長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1]

此次行動，按照史語所研究人員石璋如的說法：&ldo;因為南京離上海很近，戰事吃緊，所以先行裝箱。&rdo;在具體作業中，首先選擇重要的文物裝箱，&ldo;像骨頭就選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這也是一種決定。&rdo;[2]根據不同的情況，傅斯年與李濟、梁思永商定，已捆裝完畢的六十箱最珍貴中西文圖書及善本書等，由李濟親自負責押運到南昌農學院儲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陸續運到南京下關碼頭裝船，分批運往長沙，由梁思永總負其責，組織僱用船隻、運輸和安置。

就在史語所人員裝船過程中，上海戰事已到了最為酷烈和決定勝負的階段，日本飛機開始飛往南京實施轟炸。在炮火硝煙中，一批又一批滿載著成箱國寶的輪船悄然離開下關碼頭，沿長江溯水西行。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連同家眷一同隨船起程，也有個別人員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車從陸路繞道趕赴長沙。

由於從內地遷來的機關太多，整個長沙市顯得異常擁擠混亂。聖經學校是一座三層樓的建築，空間較大，且有地下室可儲藏東西與躲避敵機投下的炸彈。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師生已陸續來到長沙，並借用聖經學校上課，大部分房間已被三校佔據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層樓的學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語所運來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暫存。10月之前，史語所人員一直忙於裝船運輸、搬運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開始安頓下來。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組織裝船運輸，長沙的搬運工作由董作賓、石璋如等人具體實施。當梁思永隨最後一隻輪船抵達長沙並與梁思成一家見面時，已是10月上旬，這時李濟正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的身份，率領部下奉命押運一百多箱國寶級文物沿長江溯流而上，艱難地向重慶行進。這批文物是此前從北平搶運出來在南京暫時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隨著&ldo;九?一八&rdo;事變爆發，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進一步向華北地區進犯，威脅平津，中華民族進入了危難之際。鑑於清末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火燒圓明園，導致大量價值連城的文物遭到焚毀和劫掠的悲慘命運，考慮到北京故宮等機構保藏的文物有在戰火中被焚毀或遭日軍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