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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

這段往事，除說明當時確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觀念與志向，不願與國民黨合作，瞞著鍋臺上炕，越過炮火連天的抗日前線，遠赴尚處於寂靜之中的延安山溝和窯洞。這個插曲同時也點中了錢、馮二人各自的性格與政治觀唸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說國民黨蔣介石只能控制&ldo;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rdo;，（《丟掉幻想，準備戰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而馮友蘭卻留在大陸，緊跟政治形勢，左右搖擺，見風使舵，結果落了個晚節不保，灰頭土臉的下場的人生密碼。其實，以芝生慣用和天生具有的為人處事的騎牆與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後之悲劇，在此即顯露並註定矣！

南渡北歸2-北歸

第一章穿越歷史之門

◎研究烏龜殼的人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ldo;山寨&rdo;裡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際，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ldo;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rdo;[1]

面對日漸衰退的學術陣營，傅斯年決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子入所，除充實所內實力，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的，就是&ldo;培養學術研究的種子&rdo;，以為國家學術事業延續香火。恰在此時，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攜弟子屈萬裡來到李莊。

王氏以學識淵博名冠一時，當年在他的協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不僅在濟南郊外成功地發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還成立了山東古蹟研究會，史語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該會委員。正是由於這一連串的關係，作為山東籍的傅斯年與王獻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爆發後，濟南淪陷，王獻唐得到某機構的資助，攜弟子屈萬裡來到李莊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繼續學術研究。王氏不遠千里來到此地，除與史語所幾位主要人員有故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戰時後方最大的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可供參考。

與王獻唐一同前來的屈萬裡，1907年出生於山東魚臺縣，啟蒙後由取得生員功名的父親屈鴻生親自授讀古文，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底。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變爆發，屈萬裡自鬱文學院輟學返鄉，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推薦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從圖書館館員一直做到編藏部主任。其間屈氏開始閱讀館藏文字學書籍，並隨王獻唐學習古文字，學業大進，後決心治甲骨學。抗戰爆發，在濟南淪陷的前夜，屈萬裡主持將館藏書籍先運往曲阜，再運至四川樂山秘藏，隨後遷往重慶。1940年任職中央圖書館，1942年辭職，隨王獻唐輾轉來到李莊板栗坳深山蟄居。由於屈氏此前已有較厚的甲骨學功底，傅斯年決定讓其補到史語所三組，跟隨董作賓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發掘之後，董作賓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發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中。據統計，前9次發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經過墨拓、登記、編號，選出3942片，於1935年編輯完成《殷墟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