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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事起，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逕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範老（文瀾）領導的馬列研究院歷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裡見到了這位尹科長的。

儘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此次相見，卻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激盪。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憶及前塵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記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進出的李莊或重慶，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相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云云。這一提議，&ldo;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rdo;。[36]其結果是，尹達驚慌失措，傅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致信傅斯年對此次相會的隱情作過委婉的解釋，內有&ldo;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rdo;等語。表示&ldo;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rdo;。[37]此事只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丟失在黃土塬上的面子罷了。

由於尹達的關係，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

範老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受業於章太炎、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ldo;乾嘉老輩&rdo;，或曰&ldo;乾嘉餘孽&rdo;，因而他&ldo;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出路&rdo;。[38]畢業後，範先後在幾個中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1939年10月索性辭職跑到了延安並很快受到中共高層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的身份敲起了邊鼓。當毛澤東講&ldo;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倒老年人&rdo;、&ldo;這是歷史的規律&rdo;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ldo;範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rdo;那樣的話。[39]未久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其中寫到歷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像配方一樣按比例配製。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ldo;商朝事跡&rdo;部分，老範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譽性介紹。其中在&ldo;商代的生產工具&rdo;一節中，說道：&ldo;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

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l;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託，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制。&r;又殷墟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鉤，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l;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