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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華戰爭開始後就在中國充分看到日本軍的所作所為的埃德加&iddot;斯諾，也就日本軍的野蠻性問題敘述如下：

任何人種，在戰爭時往往很容易出現野蠻性。但即使承認這一點，在

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像日本軍隊那樣將人格墮落的形象深

刻、徹底而有組織地暴露出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為亞洲而戰》）。

還有，如前所述，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陸軍中央部的命令下發牛的，但對膽敢犯下這種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狀態，指出如下：

雖說有上級命令，但能夠幹下這種令人可怕的罪惡行為，究竟是一種

什麼樣的人？他們出生在日本國內各縣、各城市，而且是在那裡成長起來

的。他們的雙親和教師們現在仍生活在日本。他們的兄弟姊妹現在仍同我

們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同我們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

這是值得驚嘆的事實，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們所要經常感到苦惱的課題

（永芳隆：《長崎之鐘》，附錄，第一九五頁）。

這些發言都嚴厲拒絕這樣的觀點，即以戰爭中的普遍殘酷性抹去日本軍在南京和馬尼拉的暴行。

集體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嗎？

這裡，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作田啟一和高橋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載於一九六五年八月號《展望》雜誌上題為《我們內心的戰爭犯罪者》那篇文章裡。這篇稿子報導了這樣一件事：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駐屯在沖繩石垣島上的日本海軍警備隊曾屠殺三名美軍飛行員。作者在詳細介紹這一事件經過後，並就日本人的集體犯罪問題斷定如下：&ldo;我們日本人，作為單個的人，決不愚蠢，也不殘酷。但如果一旦捲入了某種集團，我們就會像狂人一樣行動。同集團採取一致行動，有時成為我們的長處，然而由此也會產生難以救藥的愚蠢。……集體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據我們推測，日本人對集體犯罪根本沒有免疫力。&rdo;（作田啟一：《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頁）

即使納粹德國慘無人道的犯罪行為不值一談，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別，無論什麼地方的軍隊，都有集體犯罪行為。要是說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說是人類的原罪。不過，關於日本軍隊在後期的道德性問題，有必要從社會學的、歷史的、心理學的角度進一步進行綜合分析。當時中野好夫已在論壇時事評述中指出了這一點（《每日新聞》，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號文化欄）。中野好夫說：&ldo;筆者們懷疑這也許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許是這樣的。不過，我總覺得，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會上人們經常議論瀆職的議員那樣，斬首、刺殺等行為已成為軍隊的一種習慣，而戰爭末期的日本軍隊難道不正是這樣的嗎？&rdo;對此，筆者們也承認石垣島事件是&ldo;日本軍隊制度上的結構與一時的群眾心理相互補充和強化而出現的慘狀&rdo;。對於日本軍隊的末期症狀，似乎尤其需要作&ldo;軍隊社會病理學&rdo;的診斷。

誠然，日本的現代軍隊‐‐中野稱之為&ldo;末期的日本軍隊&rdo;，它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殘酷的程度，後來越來越厲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沖繩發生的日本軍對美國兵所採取的暴行事件，沖

繩，日本軍在中國大陸所犯下的暴行在那裡投下了陰影，以至於日本軍在

沖繩決戰時集體自殺。據說當時該島有幾個守備隊長要求島民集體自殺。

但從慶良間群島的渡嘉敷島事件看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