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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土耳其政府保持中立，一方面向德國提供戰爭物資，另一方面接受同盟國的軍事援助，直至1945年軸心國覆滅前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儘管並沒有直接捲入歐洲戰場，然而面對軸心國對巴爾幹半島的軍事佔領和由此受到的安全威脅，被迫加大軍事投入，軍隊員額從12萬增至150萬，軍費支出幾乎佔政府財政預算的1/2。土耳其政府為了保證必要的軍費來源，強化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實行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幹預市場價格，增加稅收，導致城市民眾特別是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普遍不滿。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徵收農產品稅和降低農產品價格的政策，導致鄉村社會的強烈反對。在農民的眼中，共和人民黨彷彿是憲兵和稅吏的象徵。在一黨制的歷史條件下，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直接表現為反對共和人民黨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然而，特定的國際環境和尖銳的民族矛盾，制約著國內矛盾以及共和人民黨內部的裂變，一黨制的政治體製得以延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際形勢趨於緩和，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對立逐漸加劇，大國民議會開始成為諸多政治群體角逐權力的重要舞臺。

美國總統羅斯福、土耳其總統伊斯梅特和英國首相邱吉爾 早在1944年11月，總統伊斯梅特在大國民議會發表演說，開始強調憲法賦予的議會權力，允諾實行民主政治和承認反對派政黨的合法存在，旨在緩解日益加劇的國內矛盾，共和人民黨對於國家權力的壟斷出現鬆動的跡象。

1945年5月，大國民議會審議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審議期間，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儘管得到了總統伊斯梅特的支援，卻在大國民議會內部引發了明顯的分歧和尖銳的對立，土耳其政壇開始出現反對派的聲音。同年6月，共和人民黨議員阿德南&iddot;門德列斯（adnan nderes，1899‐1961年）、凱拉勒&iddot;拜亞爾（celâl bayar，1883‐1986年）、拉菲克&iddot;科拉爾坦和福阿德&iddot;科普魯盧向大國民議會提交《四人備忘錄》，即《關於修改黨章若干細則的建議》，要求執政黨即共和人民黨尊重1924年憲法規定的民主原則，保障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修改與民主原則不符的法律條文。《四人備忘錄》儘管遭到共和人民黨主導的大國民議會的否決，卻在民間諸多社會階層得到廣泛的贊同。福阿德&iddot;科普魯盧在隨後發表的文章中，指責一黨獨裁背離民主制的政治原則，抨擊共和人民黨政府濫用權力，呼籲強化大國民議會對於政府的制約功能。

1945年7月，伊斯坦堡的企業家努裡&iddot;德米拉格獲得官方的準許，創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個反對派政黨，名為民族復興黨（national revival party），主張實行自由主義和發展私人經濟。民族復興黨的創立，預示著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黨政治和民主化程序的發展方向。

1945年11月，伊斯梅特在議會表示，土耳其民主制的主要瑕疵是缺乏反對派政黨，應當採用直接選舉取代間接選舉，廢除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若干法律條款，允許持不同政見者組建反對黨。伊斯梅特聲稱，允許反對黨的存在&ldo;是發展我國政治生活的正當途徑，而且也是促進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帶建設性的辦法。我們必須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來防止因政治上見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間的彼此敵視&rdo;。[1]

二、一黨制時代的結束

1946年1月，被共和人民黨開除的議員阿德南&iddot;門德列斯、拉菲克&iddot;科拉爾坦、福阿德&iddot;科普魯盧和辭去共和人民黨議員職務進而宣佈脫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