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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珍珠港事件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對美國公眾心理方面的影響。長期的猶豫不決一下全結束了。美國已輿論一致地對敵人開戰了。同美國國民心理的這種轉變比較起來，珍珠港事件的軍事後果是短暫的。不論日本立即得到了什麼好處，也不論珍珠港事件給盟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緊急狀態，日本戲劇性地打亂世界大戰均勢的行動，在美國最高統帥部的長期戰略部署和計劃中只起了極小的變化，這在現在看來仍然是真實的，他們計劃的基礎便是同英國和俄國合作，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轉到美國同這兩個國家的關係上去。

(二)美國同英國的關係

從許多方面看來，英-美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是這次戰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最為顯著的成就。這在1936年美國國會制訂一項使這個國家不參加任何未來的歐洲戰爭的《中立法》時，簡直是難以想像的；這在1938年美國輿論一般都嘲笑英法兩國在慕尼黑投降的時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在1940年法國的突然崩潰打亂了世界均勢的全域性，但又無法使美國輿論界的重要人士擺脫掉長期以來對英國的不信任的時候，簡直是一個失策，但到了 1941年，這成了一個日益真實的情況，而到了1942年，則成為一個既定的事實了。

英美兩國間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為英-美戰時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當然，語言是最重要的鏈環。的確，如果英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任何接觸都需要翻譯人員的話，那末，兩國人民最終的大規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並不足以現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動這兩國結合在一起，而且透過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關係，還提供了一個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夠產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紀，英國在美國和歐洲大陸之間形成了一種屏障。英國的政策有助於阻止歐洲的任何一國把歐洲大陸搞得那麼團結一致，從而可能產生一個主宰世界的權力中心來威脅新大陸。在歐洲以外，英國運用海軍和經濟的實力贏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權。這樣一種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國的一系列爭吵；甚至在二十世紀中葉，回想起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時兩國間的關係，某些集團的美國人腦子裡還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殘跡。但是，二十世紀的英國已無法保持它的勢力單槍匹馬地發揮這種抵擋歐洲潛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這件事所產生的反應比較起來，過去兩國爭吵的痕跡在美國公眾的心裡已不佔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國和它的盟國可能無法阻止一個勝利的德國主宰歐洲(也許從主宰歐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這一前景，導致美國加入英國一邊共同作戰。冠冕堂皇的原則無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國人兩次都相信介入歐洲戰爭是必要的，但是擔心出現一個新興的、殘忍的統治世界的德國主子，肯定是一個更為有力的動機，特別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勢和英美兩國間文化的相同，並沒有產生任何精確的效果使美國輿論全心全意地支援英國的事業。誠然，孤立主義者和干涉主義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長期爭論，實際上就是關於美國應不應支援英國以及支援到什麼程度的一場爭論。

緊接著珍珠港事件後的幾星期內，孤立主義的發言人都渴望忘卻和原諒過去的事情，只有極少數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幾個月裡鼓動著他們的那股力量卻沒有完全消逝。對英國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隱伏在腦際，沒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義報刊上再一次出現了對英國的公開批評。

在國會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義者一直是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派集團。羅斯福面對著他們的反對常常躊躇不決，甚至畏縮不前。但是在戰爭開始後。國會議員方面對對全面作戰已沒有反對的意見了，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