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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旨所謂&ldo;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rdo;，即打狗不問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軍統將甚至曾國藩本人。但實質性的傷害，則落實到全軍計程車氣；苦戰十年的湘軍，大功甫一告成（雖不無缺憾），即因難民之謠（並未確切證實）遭受磨折甚至懲罰，實在有傷士氣甚至釀成譁變。所以，曾國藩藉口&ldo;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rdo;，順勢將&ldo;防範不力&rdo;的責任人由具體的&ldo;員弁&rdo;轉變為抽象的&ldo;我軍&rdo;，援法不責眾之義，使此條懲罰意見落空。這種實者虛之的文字遊戲和詭辯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來，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時數萬太平軍逃出的舊創，衡以南京&ldo;逸出數百人&rdo;的事實，理直氣壯的質問：&ldo;尚未糾參&rdo;前者，何能&ldo;參辦&rdo;後者？左宗棠只是輕輕摸了他一下，曾國藩反手就是一記響亮的大耳光；然則，前此曾國藩安慰郭嵩燾，所謂彼與左宗棠辯難，&ldo;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rdo;，是耶？非耶？當然，善辯者從來以&ldo;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rdo;作為參辯宗旨，決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驕浮姿態。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來之筆：

&ldo;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僅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逆賊無幾，渠魁就擒，蓋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rdo; ；

做事情，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種風格；寫辯詞，尤其要能領會迅雷風烈之後天淡雲閒的妙趣。整篇都是筆挾風雷，讀者初則驚懾，終覺酷薄，口雖噤而心不愜，理雖窮而情必恨。辯論之旨，固不在求勝，而在於解紛；若由此樹敵（不論敵人或敵意），尤非善辯者初衷。因此，在透過演繹邏輯、比照事實等手法立於不敗之地後，善辯者必然要化剛為柔、轉巧為拙，為對方留一地步，為全域性開一境界，如此方能於事有濟，得理而不傷人。曾國藩此摺結尾，將湘軍浴血奮戰、克城擒賊之功勳，全歸於今上之&ldo;福&rdo;德；將兄弟二人嘔心瀝血、運籌決戰之勞苦，全歸於微臣之&ldo;幸&rdo;運。讓功的同時，卸掉責任；避謗的同時，邀得諒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罷休；但是，中樞固已視之為得體、合理的解釋，此後便不再追究縱敵、誤報之咎，而將重點轉向浙、贛地區&ldo;截剿&rdo;&ldo;殘匪&rdo;的戰鬥。曾國藩此次辯難，本意只在回應中樞的責備，並不介意左宗棠的質證；今既獲得中樞的諒解，可算功德圓滿，自毋庸再與&ldo;因忠而憤，以直而亢&rdo;的當代孔明爭一日之短長了。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曾國藩為開脫&ldo;偽幼主&rdo;逃逸之責，說浙軍克復杭州時，太平軍&ldo;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rdo;；畢竟對左宗棠和楚軍造成了極深的傷害。左宗棠本是好辯且善辯之人，值此&ldo;予不得已&rdo;之際，勢不能偃旗息鼓，裝聾作啞。其辭略謂：

&ldo;臣戰餘杭，蔣益澧戰杭州，屢次破壘獲勝；臣奏兩城賊勢窘蹙，並未以賊數眾多為言，每與交戰，逆賊多不過一萬數千而止。迭次奏報甚詳，尤堪復按。曾國藩稱：&l;杭城克復，十萬之眾全數逸出&r;；所謂&l;十萬&r;、&l;全數&r;，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 ，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l;糾參&r;；尤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