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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神宗皇帝來說，查抄的這些家產不過是點小錢，遠遠不能滿足他對於財富的渴望。於是他想來想去，終於找到了一條生財捷徑，從而也帶來了明代後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礦稅。

其實，皇帝想出這個斂錢的招兒也挺不容易的。田賦是不能再加了，否則只好讓老百姓喝風；商稅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來也太麻煩；傳統的專賣，則品種固定，數額也基本穩定，估計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幾種收入都是要上繳國庫的，也就是說，屬於國家財產，未必容得他隨心所欲的花。至於抄家，只能偶爾為之，總不能作為一項經常收入吧。所以，最後他就打起了這開礦的主意，繞開各級政府官員，只讓自己親信的太監前去辦理，得到的好處，也就統統算做皇帝個人的私房錢了。

當然，開礦能變成一種生財之路，也是當時的科技水平有所發展的結果。開礦要上稅，始於南北朝時期，那時就是一種應付財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後的歷朝歷代，礦稅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項收入。起初，礦稅所得在政府稅收中只佔很少的一部分，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大量礦藏的開發，這筆收入漸漸變得可觀起來，到了明代，徵收的範圍更是擴大了許多。但是，由於開礦要鑿山挖地，總被認作是一種破壞&ldo;風水&rdo;的事情。所以當時的政府對於開礦也有所限制，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程式。但是，一心斂錢的明神宗現在顧不了這麼多了。再加上，當時對寧夏、朝鮮和播州先後用兵；乾清、坤寧兩宮及皇極、建極、中極三殿連遭火災，早就把以前張居正攢下的一點家底弄得精光，國庫也變得空虛了起來，皇帝就更需要找到快速生財之法。於是，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奏請開礦，打破了以往對開礦的嚴厲禁限。自此每遇奏報開礦，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監督。到了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又開始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濫肆搜刮。搜刮的錢財自然都上供到了皇帝這裡來，於是，嘗到甜頭的皇帝就更加樂此不疲，終萬曆一朝，礦稅一直為害極大。

按說，政府鼓勵開礦應該是發展經濟的好事，去收稅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明神宗派出去主持開礦和收稅的卻是身邊的太監，而繞開了各級政府。本來，有明一代，太監的勢力就頗為強盛，權閹輩出。這些大公公們仗著自己是皇帝的親信，對於那些官兒根本看不上，而且這幫人素質不高，沒有什麼責任感，一切以斂錢為第一要務，什麼國計民生，百姓疾苦，統統不放在心上。於是，他們每到一地，就撇開地方官府，另建稅署，專摺奏事，直通皇帝。對不屈從於他們的地方官，更是上奏告密誣衊，皇帝當然不會懷疑自己的大公公們，總是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而且這些大公公們所到一地，只顧搜刮金銀，有礦無礦倒不放在他們心上。有時見良田美宅，就胡說地下有礦，藉此敲詐或強行霸佔。他們不但收礦稅，還把手伸得很長，在交通要道也遍設稅卡，稅額苛重，極盡敲骨吸髓之能事。往來的客商可就糟了殃，往往被迫把貨物抵作稅款。而且，這些公公們胃口還很不小，連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錢都一併笑納。老百姓買只雞，帶捆菜都不肯放過，也得上稅。甚至於根本沒有開礦，卻把虛擬的應得&ldo;收入&rdo;分攤到百姓身上，號稱&ldo;包礦&rdo;。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豐厚。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這些礦監們運到北京獻給明神宗的就有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還有大量的珠寶。這些大公公在給皇帝效力的同時，當然也不會忘了自己發財，於是大量的搜刮成果便直接裝入礦監、稅使的私囊。如礦監陳增搜刮的金銀，進奉皇帝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卻落入了他的腰包。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