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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激進政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衝突，存在著爆發內戰的危險。消除這種危險就成為武裝部隊的任務。

這幾年，我擔任設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軍參謀處的首席參謀。因此，採取防禦性措施以防止內亂也是我的任務之一。軍界各部門的有關代表也經常在柏林的德國國防部裡談論這些問題。我們很清楚，我們武裝部隊不能兩方面都反對，不能同時既反對國社黨又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必然會與絕大多數德國人民為敵。

可惜的是，在魏瑪共和國，中派的資產階級政黨未能做到象共產黨或國社黨那樣把工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

關於國社黨的發展，我還有一點要提一下。該黨曾經宣告，他們要把德國人民從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於這個原因，甚至連資產者階層中也有許多人投票贊成他們。

德國武裝部隊自然也希望擺脫凡爾賽和約的限制性規定。

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德國武裝部隊傾向於國社黨，而不傾向於國際共產黨。

因此，如果法國總理白里安和德國總理施特雷澤曼能夠實行他們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來的有遠見的和解政策，並能夠解決德國公眾當時認為十分重要的一些問題，如撤離來因蘭、賠款、各國均衡裁軍和戰爭債務等問題，那末，德國的內政就可能發展成為另外一個樣子，這些在德國十分激動人心的主張就不會成為國社黨獲得公民選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德國武裝部隊普遍歡迎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根據國會選舉結果於1933年1 月委任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我們軍人由此也希望，透過德國領導人的這種更換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

以後的政治發展是以國會透過的對希特勒的&ldo;委任法&rdo;作為主要基礎的，武裝部隊對這種政治發展絲毫沒有施加影響。

所以，在這一時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任何作用。那時我的軍銜只不過是海軍中校和海軍上校，職務相當於陸軍中校和陸軍上校。

儘管如此，當國社黨的違法行為公開暴露時，我還是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例如，在1938年11月9 日所謂&ldo;砸玻璃窗之夜&rdo;1對猶太人採取暴力措施之後，我以個人和我的軍官團的名義向我的上級艦隊司令提出了抗議。艦隊司令又把我的抗議轉交給了柏林的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元帥（見《雷德爾回憶錄》第2 卷第133 頁）。

11938年u月9 日夜間納粹黨徒們製造的反猶暴行，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店鋪，住宅、教堂被搗毀、焚燒，大批猶太人慘遭屠殺。‐‐譯者。

另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府在戰前年月裡所取得的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歡迎，這是很自然的。難道有哪一個國家的愛國軍人會有另一種感覺嗎？

我們擺脫了由於戰爭失敗而引起的後果。薩爾投票的空前勝利，佔領來因蘭，宣佈國防法，合併蘇臺德區和奧地利，都表明了這一點。在國內，消除了失業現象，階級鬥爭的衝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對我們軍人特別對軍官的態度與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麼的不同啊！

所以，我們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支援這個國家的。

在戰前的這些年月裡，我們沒有認識到這個政府的弊病，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後來戰爭期間才滋長起來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當時的新聞限制無疑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十、您對德國1939年夏天的政治形勢是怎樣判斷的？您是否確信存在著戰爭的危險？您認為這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嗎？您當時打算採取哪些戰備措施以對付這場戰爭？

自中世紀以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