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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危機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幾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衝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盪都將埋下破壞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種子。

我們堅持這麼做是由於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麼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歷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於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iddot;b&iddot;詹森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懷疑，道德因素的確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影響。我認為有影響，例如，我們避免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在美國竭力確定其在冷戰世界中的適當角色時，這個問題值得爭論。

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幾個月和選舉後的很長時間內，林登&iddot;b&iddot;詹森總統擔心美國的右翼勢力迫使我們更深地捲入印度支那，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加大。為對付這種壓力，他談到了經常縈繞於他腦際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針對巴里&iddot; 戈德華特說：&ldo;有些人迫切希望擴大衝突。他們呼籲我們派美國青年去做亞洲青年應該做的事……這種行動根本無助於解決越南的實際問題。&rdo;他說：&ldo;南越人有保衛他們的自由的基本責任。&rdo;他在競選過程中一再重申這個觀點，從新罕布夏到俄克拉荷馬，從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當時隱瞞了什麼嗎？對我們這些幕後謀士來說，林登&iddot;b&iddot;詹森在越南的目標十分明確。&ldo;贏得戰爭！&rdo;他作為總統第一次與迪安&iddot;臘斯克、麥喬治&iddot;邦迪和我開會時說。他從未偏離過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價和風險去贏得那場戰爭。

他本來可以向美國人民講述更多東西。我們當時未就向越南派遣戰鬥部隊達成一致意見，一項在最低限度內動用美國空軍的計劃也爭論了數月之久，我們越來越懷疑西貢能夠被長期固守。總統從未公開透露過這些事情。如果他這麼做，他或許可以說一些諸如此類的話：&ldo;我們處在極度的混亂之中，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rdo;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當然，政治家們在這種形勢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伍德羅&iddot;威爾遜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競選中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當時的口號是： &ldo;他將使我們遠離戰爭。&rdo;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謀求向德國宣戰了。富蘭克林&iddot;羅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競選中也未做到這一點，當時他說他不會派遣美國軍隊參加歐洲大戰，但不久我們就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林登&iddot;b&iddot;詹森總統堅信，巴里&iddot;戈德華特獲勝將使美國陷入險境，並會威脅到世界的穩定。他還認為，只要目的‐‐巴里&iddot;戈德華特的失敗‐‐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只在某種意義上是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