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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樣東西是道德主義。右派的美國一直以來同樣是正義的美國。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曾說過這樣的名言，美國是一個&ldo;宗教精神浸透了靈魂&rdo;的民族。[14]布朗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iddot;莫倫（jas 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獄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一書中指出，美國歷史就是一系列道德運動的歷史‐‐它反對女巫、醉漢、墮落的女人、異鄉人、共產主義等。這些威力巨大的運動甚至戰勝了美國人對大政府的偏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這個例子。道德主義並不是右派壟斷的專有物，19世紀反對奴隸制的戰爭和20世紀對民權的熱愛，都是以準宗教的名義進行的。美國傳統上傾向於從個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會力量來看待世界，而歐洲人卻迷戀後者。19世紀的公理會牧師亨利&iddot;沃德&iddot;比徹（henry ward beecher）說道：&ldo;如果不是自己的過錯，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惡，沒有人會在這片土地上挨餓受窮。&rdo;[15]這種傳統使美國人外出到處尋找屠龍的機會。直到柏林圍牆倒塌，右派美國一直認為，上帝賦予美國的任務是要把世界從共產主義中解救出來，美國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不能有絲毫的懈怠。現在，它正在組織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

對於右派來說，反對網際網路上保守派部落格所稱的&ldo;伊斯蘭‐法西斯主義&rdo;的戰鬥，是一場善反對惡的戰鬥。別的國家越是反對美國的戰爭計劃，這個救世主式的國家就越是確信自己的正當性。布希主義要求美國在隨後的數年，或許數十年裡都要打擊恐怖主義，其潛在的要點與確定性有關。對右派來說，恐怖主義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恐怖主義的辯論很複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the republican national ittee）的一名重要戰略家這樣說道：&ldo;我們的人民和總統一樣，無條件地應對恐怖主義；他們，即我們的歐洲盟友和民主黨人，則是相對主義者。&rdo;

這種辦法有其選舉上的簡單考慮：用&ldo;邪惡軸心&rdo;來填補&ldo;邪惡帝國&rdo;留下的空隙，喬治&iddot;w．布希將保守主義運動重新團結起來。然而，幾乎也是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戰爭強化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分歧。在美國吹響民族主義的號角並大把大把地將錢投入軍事用途的時候，歐洲國家正在將民族認同升華至對歐盟認同，並削減自己的軍隊。對於美國人缺乏對複雜性的考慮，無力看清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原因，以及在採取行動前不事先向他們問詢一聲，歐洲人都是大搖其頭。在兩年的時間裡，喬治&iddot;w．布希耗盡了&ldo;9&iddot;11&rdo;事件以後人們給予美國的良好意願，這主要是因為他大力發展那些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東京不買帳的立場。

這種分歧在2003年初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是否入侵伊拉克的爭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喬治&iddot;w．布希做出的以&ldo;政權更迭&rdo;解決問題的決定，震驚了大部分歐洲人，他們把這視作牛仔式的正義。而這樣的決定卻被保守派的美國廣為接受。這種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問題上，以色列的事業受到保守的美國福音派的狂熱支援。［巴勒斯坦的溫和派人士哈南&iddot;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碰巧是個基督徒，她在倫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當她來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發表演講時，面對的卻是&ldo;宗教右派&rdo;組織（the religio right）的抗議人群。］而這些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