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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也做了大部分這樣的事情，但程度遠遠比歐洲要低。自由市場中的商人可能會抱怨公司收入被規則卡死（按照弗裡德曼的說法是10），或者抱怨侵擾性規則，如加利福尼亞州的空氣品質動議或《美國殘疾人法案》（a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但是在著手進行企業的基本業務如聘用、解僱、投資、借貸甚至破產時，美國比任何其他大的發達國家都要容易得多；而由於美國公司基本上只對股東負責，因此一系列的責任要清晰得多。這源於對資本主義的特別忠誠。放眼書店裡大本大本擺滿書架的書，都是在教人們如何經辦企業或鼓勵孩子們擺攤賣檸檬汽水。除了在美國，還有哪裡的說唱歌手會製作一張《要錢不要命？》（t rich or die tryg？）(4)的唱片？[31]美國人只有在相當可怕的情況下，才會尋求對企業進行控制，典型的情況就是股市崩盤，而出臺法律的目的則是強化股東資本主義。西奧多&iddot;羅斯福20世紀初以反對&ldo;鉅富中的犯罪分子&rdo;為目標的競選，結果促使《反托拉斯法》出臺；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iddot;羅斯福的&ldo;新政&rdo;，則建立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安然公司醜聞後的喧鬧催生了會計巡查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

沒有什麼能比容忍不平等的存在更好地代表美國的特質。過去30年間，美國的不平等異乎尋常地增加了，在許多方面，這種不平等回到了&ldo;鍍金時代&rdo;的世界。人口調查局的資料清楚地顯示，全國收入增加的份額落到了20的家庭中。但是，保羅&iddot;克魯格曼指出，在精英群體內部，5頂尖的人做得比其餘15的人更好，1最頂尖的人做得比頂尖者中其餘4的人更好。[32]這種說法可能有意弱化了不平等的加劇。例如，在1970年，001的最富有的納稅人，收入佔全國收入的07。但是，在1998年，001的最富有的納稅人，收入在全國收入中所佔的比例超過了3。那意味著，最富有的13萬個家庭的收入幾乎等於2000萬個最貧窮家庭的總收入。1980年，美國執行長的平均薪資是工人平均工資的40倍，今天這一比例擴大到了超過400倍。如果按照資產而非收入來看，差距還會更大。1的最富有家庭控制了美國38的財富，是底層80家庭總數的兩倍之多。[33]

按照多數衡量指標，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一個國家，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經濟政策研究所（enoic policy stitute）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10的最貧窮者與10的最富裕者之間的差距比其他國家都大。事實上，這一差距是一些北歐國家的兩倍多。[34]有趣的是，按此測算，美國表現得如此不平等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其10的最貧窮者窮得如何糟糕（事實上，按照購買力平價指數，他們還略高於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同類群體），而是因為美國10的最富裕者有遠遠高得多的中間收入。

這解釋了為什麼不平等的急劇上升幾乎並未帶來民粹主義的反彈。2000年，當阿爾&iddot;戈爾代表&ldo;人民反抗有權有勢者&rdo;進行競選的時候，有理由認為這樣做弊大於利。2002年，美國人對他們公司老闆的無節制行為（例如，美國泰科公司的老總花了公司2000美元為自己訂購一塊浴簾）怒火中燒，當然也抨擊那些不幹事卻大拿工資的人，卻從未在內心深處對巨大的收入差距產生厭惡，而這在歐洲很可能發生。美國人大多將成功與美德，而非運氣、出生或犯罪行為連在一起。一方面，美國人讚賞成功。泰德&iddot;特納（ted turner）的名言是，&ldo;金錢是我們對生活評分的標準&rdo;。20世紀90年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