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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人口多少，每個州都擁有兩個參議員席位，這一做法也加強了美國的保守主義傾向。像懷俄明和蒙大拿這樣人煙稀少的州，參議員的席位卻和加利福尼亞州與紐約州一樣多，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西部和中西部鄉村選民的影響力，限制了沿海和工業地帶城市選民的影響力。在整個美國歷史中，來自小州的參議員一直在動手挫敗受到眾議院青睞的聯邦計劃。而選舉人團制也由於同樣的原因使總統競選帶有保守的傾向。阿爾&iddot;戈爾2000年以不錯的優勢贏得了選民的支援，但卻仍然失去了問鼎白宮的機會。

社會主義沒有在美國發生

憲法強化了美國保守的力量，同樣也弱化了美國激進的力量。在19世紀後半葉，社會主義政黨在所有重要的歐洲國家都發展興旺，它們動員群眾支援擴大國家的權力，同時提供養老金等福利服務並限制市場的權力。但是在美國，社會主義者播下的種子遇到的卻是一片貧瘠的土地。

失敗的原因部分是機械性的。先到終點為獲勝方的制度、對總統職位的集中關注以及分權，使得第三黨不可能挑戰兩黨的壟斷地位。美國的一些州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採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選權制度，從而防止了社會主義者將經濟變化的要求與普選權的要求結合到一起，而這正是他們在歐洲做過的事情。

然而，社會主義者的失敗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失敗。在美國，他們碰到的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遠遠缺少激情的工人階級。1890年，弗里德里希&iddot;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為之氣憤不已：&ldo;美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沒有封建主義的過去，並且以自己純粹的資產階級制度而自豪。&rdo;有趣的是，不像他們在歐洲的同儕，美國費盡周折終於產生的左派堅持的卻是個人主義。在大蕭條之前，從主流的美國勞工聯合會（the a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到世界產業工人組織（d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個美國勞工領域都反對擴大國家角色的計劃。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國家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義務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立法和失業補償；1914年以來，它甚至一直反對立法規定男性的最高工時。[11]大多數美國左派更感興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國夢，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到了1929年，約瑟夫&iddot;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進展感到非常不耐煩，因此把美國共產黨的黨首傑伊&iddot;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釋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時地提出了與恩格斯同樣的理由，埋怨在美國缺乏像歐洲那樣的階級制度、貴族等。[12]事實上，大蕭條最終使美國的政治有一點點&ldo;歐洲化&rdo;了。新政導致了國家權力在稅收、開銷和經濟調節領域的大大擴張，其中包括建立幫助老年人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設立監控商業事務的政府機構。工會人數從1927年的300萬（佔非農業勞動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萬（佔非農業勞動力的286），[13]工會也深化了與民主黨的關係。

雖然如此，考慮到美國正面臨的災難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現在於它的適度性。在華盛頓，集聚到羅斯福周圍的美國費邊社成員夢想著建立中央計劃經濟，但他們徹底失望了。羅斯福更喜歡調節，而不是完全由國家控制，他拒絕了對支離破碎的金融系統進行國有化的呼籲。國會議員為保留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戰，每個人都對安全網的過於舒適而遲疑不決。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cial security act）特地將農業工人和家務工排除在外，從而沒有照顧到許多貧窮的黑人。1935年9月，新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