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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由於沒有找到任何稱得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東西，先發制人的說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國願意相信，小布希對伊拉克武器的說法是無心之過（但民主黨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則對此遠遠不能夠原諒）。然而，許多保守派評論家指出，未來採取任何先發制人的冒險行動‐‐如反對伊朗的&ldo;核武器&rdo;和敘利亞的&ldo;化學武器&rdo;‐‐的門檻已經大大抬高了。就像喬治&iddot;威爾觀察的那樣，&ldo;先發制人的必要條件是有能力瞭解事情，某種程度上是確定無疑地瞭解威脅‐‐它需要人們的重大決策做出不亞於發動戰爭&rdo;[40]。美國的盟友則更加謹小慎微，哪怕是在戰爭結束後的勝利之際，當理察&iddot;珀爾問到&ldo;下一個輪到誰&rdo;時，布萊爾政府還不厭其煩地強調，敘利亞的巴沙爾&iddot;阿薩德（bashar assad）不同於薩達姆&iddot;海珊。英國為轟炸伊拉克準備了差不多10年的時間，而阿薩德最近還和英國女王一同飲茶。

的確，改造中東的夢想正在消退。不僅僅因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會被證明是難上加難，儘管該國擁有大量可以誇耀的石油財富和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口。隨著當地大阿亞圖拉阿里&iddot;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這樣的長老權力的擴大，情況很快清楚了，&ldo;民主的伊拉克&rdo;將具有強烈的伊斯蘭色彩和明顯的反美傾向。在新保守派對世界的悲觀診斷（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險得多）和他們對改造的樂觀信心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矛盾衝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識分子展示了&ldo;社會政策的侷限&rdo;‐‐官僚政治論者無力兌現他們減少貧窮和改善教育的許諾，從而獲得了聲譽。為什麼遠在伊拉克，身穿軍裝的政府就能無所不能呢？

就連美國企業研究所裡都有人開始懷疑美國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當被問及保守主義的美國對&ldo;道德帝國主義&rdo;的熱情問題時，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iddot;柯克派屈克俯視走廊輕蔑地說：&ldo;我認為除了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幾處地方以外，沒有丁點證據表明有哪個地方會把這種想法當回事。&rdo;[41]表面上看，徹底的道德外交將使美國更多地向中國尋釁（要記得，許多新保守派反對美中兩國的貿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會促使美國著手處理朝鮮問題，而奇怪的是，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準確地說，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國，如何應對反恐戰爭中那些口碑不怎麼樣的盟國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對許多外國觀察家來說，新保守派似乎只有興趣對那些威脅以色列的國家進行民主化。而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遠不像沃爾福威茨和珀爾那樣，把以色列看作美國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ldo;中東民主&rdo;象徵越來越被比作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

瘋狂、糟糕、危險的現實

因此，新保守派顯然是走過頭了，即使在右派美國緊隨其後時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經大大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這一點顯然不容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迪安&iddot;艾奇遜就巧妙地策劃創立一個核心集團，徹底以核心集團的風格（舉止高雅和親歐洲）和學說（遏制理論）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達半個世紀之久。艾奇遜巧妙地將回憶錄取名為《參與創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ldo;9&iddot;11&rdo;事件發生後，小布希立即著手創立一個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團，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