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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談談警衛隊。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職人員，由一個退伍教導員教他們執勤的道理和事務。

問題在於國內政府的所有警衛隊由一個機構‐‐克格勃第九局控制著。

我提醒讀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長普列漢諾夫8月19日把戈巴契夫的警衛隊置於癱瘓狀態，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亂者的秘密會面。然而，至今未對他和另外一些人加以懲處，而他的問題卻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他直接瀆犯了自己的職責i因此，我們實在不敢錄用正規的警衛員。

就是這位普列漢諾夫將軍主持著蘇聯的所有&ot;特種&ot;，諸如特種車輛、特種通訊和特種設施。當然，他還負責發放警衛勤務需用的武器。

雖然如此，我的那些小夥子還是想出了巧妙的辦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徑，搞到了武器。蘇聯國防部和內務部裡的同志都幫了忙。

至8月叛亂之前，最高蘇維埃警衛隊共有衝鋒鎗60支、手槍100把左右、裝甲防彈背心2副、奧地利式無線電臺5座。

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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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臨時中斷自己的筆記，並劃出一個巨大的問號。

哈斯布拉托夫當時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轄的最高蘇維埃警衛隊。他的人企圖在白宮儲藏更多的武器。

難道說歷史真會如此重複?

歷史會如何看待我們俄羅斯的民主派呢？共產主義的叛亂分子害怕向俄羅斯民主源開槍，但民主派自己卻不怕向自己的敵人開槍。此中是否有命運的毒辣諷刺和戲弄呢?

讓每個人自己去獨立解決這個謎題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無論是在第一種情況下和在第二種情況下，道義的優勢和正義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羅斯民主力量一邊，乃是因為民主力量處於被迫自衛的地位。在第一種情況下。民主力量的自衛得到手無寸鐵的人們的援助；在第二種情況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強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羅斯的白宮未給我以安寧和平靜。

這一歷史謎題留待將來幾代人解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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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地在電視臺講話，發表出入意料的強烈宣告，每一次都產生了爆炸性的效應。這並非意味著我愛做驚人駭世之舉，愛在電視機螢幕上閃影現形。完全相反，照像攝影對我來說猶如任何規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為一樣，是一種繁重的勞動。我經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歡在電視螢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電視講話總是和一些有轉變意義的事件密切相關，如黨的代表會議、人民代表大會等等。更為晚些時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簽署前夕，我兩次發表電視講話。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為了能夠播放有我參加的節目進行鬥爭，這就是1991年2月間我公開建議戈巴契夫辭職。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日益臨近。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發生的事件如同有萬鉤之力而雷霞轟鳴，整個社會都沸騰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舉行全民公決的目的，其一是為了賦予全國範圍內的緊急狀態以合法性質，其二是為了取得同俄羅斯的獨立進行鬥爭的&ot;合法權利&ot;。

電視評論員每天都用聯盟的解體呀、國內戰爭呀嚇唬人民。我們的立場被說成是純粹破壞性、摧毀性的立場。用國內戰爭嚇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許多人已經當真地在等著戰爭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進行說明解釋工作，要解釋清楚聯盟的改革不是聯盟的解體。

但是，情況突然查明：誰也不打算讓我直接上電視講話。

是當時的電視臺臺長克拉夫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