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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兒童培育及對待社會與個人的義務方面，開始確立世界文明的基中優先地位。上述這一切，在赫魯雪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戈巴契夫時代‐‐法西斯式的史達林體制逐漸變成為&ot;天鵝絨般的&ot;極權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體制型或拉丁美洲專政型的制度)。在這種體制下，傳統的和平價值觀念畢竟佔據首要地位。整個社會已經適應並學會在這樣有限的範圍內生存，並且開始重新創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風尚、物質文明、寬容謙讓的道德環境。

當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話題，不過我想說明一點：今天的社會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無論如何不能把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與攪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較。社會只不過是在尋找更為合適、更為合理、更為現代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不大願意接受今天時事評論中時時發出的那種刺耳的悲劇性的腔調，對這樣的腔調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們生活著，而不是在準備生活。也許應該以此作為出發點：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裡，只是我們國家的命運多僻，她還背負著不易克服的遺傳因素。

1993年6月5日

9時45分，我打電話給科爾扎科夫，要求他採取堅決的有力措施，以維護即將舉行的憲法會議開幕式大廳裡的秩序。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無賴，企圖破壞會議，當即將之趕出會場。派10個人在休息室裡值班。主席團裡有我和俄羅斯總理維克多&iddot;切爾諾梅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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